政治与行政读后感集合3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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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后的感觉是指阅读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和一首音乐,然后将这种感觉和启示写进一篇文章,称为阅读后的感觉。 以下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政治与行政读后感的文章3篇 ,欢迎品鉴!

政治与行政读后感篇1

  古德诺在其行政学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进一步阐释了前人对“政治与行政”做出的划分,并从行政与立法、司法的关系,以及国家行政与政治、法律、政党的相互关系;行政与立法、司法的相互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以及行政功能与体制的关系。等角度做出考察和分析,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如何实现政治与行政的协调。

  一、古德诺的主要政治行政思想

  1)古德诺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

  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在所有的国家中也都存在着分立的机关。每个分立的机关都用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行使着两种功能的一种。这两种功能就是:政治与行政。”也就是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包括立法),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包括司法和行政)。

  2)政治与行政有明显的不同,但二者是无法严格区分开来的。“政府的民治程

  度越低,国家意志表达的功能和国家意志执行的功能的区别就越小。”古德诺认为:“尽管政府的这两种功能(政治和行政)的分化非常明显,把这两种功能委派给两个分立的机构行使是不可能的。”

  3)政治与行政功能之间,必须相互协调。“政治的功能一方面主要与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有关,其次又与国家意志的执行有关。因为在国家意志的表达和执行之间,即在法律的制定和贯彻之间,必须存在协调。”“政治必须对行政控制以保证国家意志执行,但为了保证政府的民主性和行政的高效率,又不能允许这种控制超出其所要实现的合理目的。”

  政治即是通过公民中的政党组织指导或影响政府政策的行为或职业,政治的`功能首先与国家意志的表达有关,他指出了选举和投票的法律发展的过程,并对选举和投票的法律发展表明:政党作为一种政治机构获得了某种法律上的承认,即政党在法定的正式政府组织中已取得了它的地位;其次与国家意志的执行有关,这是表达国家意志

  的机关对执行机关的必要控制。其控制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为了保证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必须对行政进行控制;为了保证政府的民治性和行政的高效率,又不能允许这种控制超出所要实现的合理目的。这种控制有其限度把握:即扩展过度和行政效率﹑表达国家意志的能力下降。政治的需要要求国家意志的表达与执行之间协调一致。

  执行国家意志的功能称作行政。行政既是司法的,又是政府的。非立法的机关的活动通常就作司法行政。除去司法方面以外的行政功能可以叫做行政。行政则是公共服务的总体,从事于政府意志的执行和普遍利益规划的实施。

  政治对行政必须保持适度的控制,政应当有适度的集权。论述地方与中央政治时,古德诺主张行政权的必要集权。为取得行政的效率以及保证民主,行政集权都是必要的。

  古德诺认为,党魁是一种由美国政党体制发展起来的政治领袖,政党控制着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党魁”控制着政党。政党的责任,就是对人民负责任,但是政党不负责任却可能发生,古德诺认为,要使政党对人民负责,就要使政党作为一种政治机构接受公众的管理和监督;应受规章制度的有效控制;还要使公司的账目公开化、政党账目公开化。这样规范政党行为,加强监督才能使政党更加向人民负责。古德诺指出,要实现民治政府和高效率行政,就要合理地加以集中和集权,以及在法律上承认政党属于一种政府机关,来推动民治政府和高效率行政的实现。只有集权的行政而没有负责的政党,就不能

  保证获得高效率的行政,因为这样易于导致政治上的操纵。在法律上承认政党将不会自行导致高效率的行政管理。因为行政体制的分散特征,会使所有的官员都被看作是政治性的。行政上的分权会自动地助长政党的不负责任。

  “政党是一个民治政府可以建诸其上的基础”,“党魁对政党的存在是必要的”。这就是实现政党目标的保证。古德诺明确指出了建立适合的行政集权体制、让政党得到充分的法律承认、把政党置于公共控制才能构建民治政府和进行高效管理。

政治与行政读后感篇2

  本学期我们行政管理专业开设了行政管理学导论这门课程,将公共行政学的概念,理论等各方面知识做了一次系统详细的介绍与讲授,作为对课堂知识学习的补充,我选择了《政治与行政》这本书作为课外阅读的书籍。

  《政治与行政》这本书是美国政治学家弗兰克·古德诺的作品。古德诺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他从法律角度研究了市政机构和管理,以及20世纪初期美国城市政治,也是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的倡导者之一。其中,政治与行者两分,在古德诺《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做了详尽的介绍。

  读过《政治与行政》一书后,我将本书大概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三章,讲述了国家的功能,政治的功能以及中央与地方政治的关系;第二部分是第四章到第七章,具体介绍了行政的功能,行政体制和政府体制与政治和政党的关系,以及美英两国民治政府的特点与不足;第三部分是关于政党的内容,包括党魁的概念以及政党的责任。在阅读这本书时,我将主要的关注点放在了政治与行政两分以及政党内容这两个方面。

  关于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其实在古德诺之前,已经有人对该观念进行了论述。例如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他在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一文中,针对当时美国政府内政党分肥的的状况,首次提出了将政治与行政相分离的概念。而古德诺则是在威尔逊等人的基础上,对该观念提出了新的理解与发展。

  古德诺在书中提到,之所以要将政治与行政二者相分离,首先是出于解决城市问题的需要。他提到了在英国和德国,由于此观念已被很多人所接受,故这些国家在处理城市问题上更加得心应手;其次,古德诺认为行政中的许多环节,尤其是技术方面,对于政治的影响微乎其微,例如行政中的那些半科学,半商业活动,与制定政策,表达民众意愿的政治活动,几乎没有什么关系。

  这是古德诺对于政治行政两分原因的分析,而古德诺对于该理论贡献,则是在于他澄清了人们可能会对该观念产生的误解,即行政与政治两分程度的问题。古德诺认为,政治与行政的两分,并不是彻底的,而是应保持联系的。他说:“政治的功能首先与国家意志的表达有关,其次与国家意志的执行有关。”这句话中其实映射了他的观点。国家意志的表达是政治活动的主要内容,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与国家意志的执行就毫无关系。这点其实很好理解,如果在执行政策时没有考虑到政策的可行性,那么再好的政策,也会因无法执行而变得毫无意义。

  既然行政与政治不能够完全分离,仍需存在联系,那么如何协调行政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就成了关键。在《政治与行政》一书中,古德诺先后指出了三种协调两者关系的观点。第一,政府体制中的政治机构必须对行政机构进行控制。这是因为如果政治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控制过少,会使行政机构在一种松弛的状况下工作运行,这势必会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不能有效的完成国家意志的表达。另一方面,政治机构对行政机构的控制也应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过度的加强政治控

  制反而会破坏两分的原则。第二,是行政机构的适度集权。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党分肥制严重影响了行政效率,要克服这种问题,需要一定的集权。另外,美国特殊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也是加强集权的原因之一,由于中央对于地方的控制力有限,很多时候中央与地方的意志存在冲突,这势必会导致行政效率的降低,因此有必要加强行政机构的集权。第三,是借用法外调节机制,即借助政党的力量。中国有句古话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要解决政府内部行政与政治的关系,不但需要从政府内部需找出路,还需依靠外部的力量。政党的存在给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政党不仅担负起了挑选在政府体制理论中表达国家意志的机关的成员,而且同时担负起了挑选执行这种意志的人员。这样就从人事方面解决了行政机构与政治机构的联系问题。

  我认为解决了如何协调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问题是古德诺对于政治行政二分作出的最大的贡献。因为将两者分离不难,但是分离到何种程度最为合适,是有难度的。绝对分离,会导致意志执行出现偏差;分离不够,又达不到二分的目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古德诺对于公共行政学的贡献,是伟大的。

  关于政党方面,古德诺对于政党的存在是支持的。他认为政党是政治与行政的联系点,承担着传达国家意志与执行国家意志的使命,政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十分重要。他还提出了采用公民投票,制定规章制度,使政党账目公开化的方法来使政党对人民负责。从而减小了政党不负责任的可能性。另外,古德诺在书中提到了“党魁”的概念。这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党魁,特指资本主义国家操纵政党机器的

  首脑人物。“党魁”与政党领袖的区别在于,“党魁”在党内并无正式职务,权限也无明确规定,而政党领袖在党内有正式职务,其活动公开并受到监督。由于政党在政府体制中控制着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而“党魁”又控制着政党,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党魁”实质上控制了政府体制内部。“党魁”的存在,既有利,也有弊。首先,“党魁”通过议会的改革以及议会对人民负责而变得向人民负责,这会使民众中有更多的人获得选举权,从而更好地表达民意;其次,“党魁”的产生,会促使行政系统内部权力集中,而集权化是有助于政府提高行政效率的,这与行政政治两分的初衷相符合。但“党魁”的存在也会产生一些弊端,例如,一旦党魁不负责任,那么必然会影响到政党防止无政府状态的功能。

  以上是我对《政治与行政》这本书中我感兴趣内容的介绍,下来我将把自己在读书过程中的一些感想做出陈述。

  首先,关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古德诺在书中提到政府应该在行政方面加强集权,但我认为这种观点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现状。我认为对于中央政府是集权还是放权的问题,应该根据政府某种职能的具体情况来看。比如说中国的房地产和房价问题,目前已经形成了三家博弈之势,中央政府与广大群众希望降价改善生活,地方政府想依靠房地产来维持收入,房地产厂商则希望涨价来牟取利益。中央政府多次出台降低房价的政策,但却收效甚微,很重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不愿完全贯彻中央的指示,即所谓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这一方面,中央政府就应该收回地方政府的部分土地权力,即集权;而

  对于其他的政府职能,就不一定需要集权,拿近期的工商质检部门体制改革来说,就是一种放权。此次改革将全国省级一下各级工商质检部门的人事权,财政权划归与地方政府,工商质检系统内部不再实行垂直管理,上级与下级之间只是保持业务上指导关系。这样的划分有利于地方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工作,有利于解决近年来日益严重的食品质量安全问题。所以从以上两个例子来说,中央对地方,不能是单纯的放权或集权,而应是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其次,关于政治与行政的两分问题,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做得并不够好,或者说程度较低。就拿陕西省质监系统来说,分为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两类,机关单位在省政府内办公,属于制定政策的部分,即负责“政治”功能;底下的事业单位在咸宁西路办公,从技术上负责不同的职能,即负责“行政”功能。但很多时候,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会涉及到具体的技术问题中去,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也会参与一些政策的制定。从这点来说,政治与行政的界限划分的并不明晰。这一现象在其他的政府部门中也普遍存在。所以目前中国政府的政治与行政的划分还依然存在不少问题。

  再次,关于政党的作用问题,古德诺书中提到的那些政党的作用或者如何避免政党不负责的论述是建立在美国两党制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点在共产党执政的中国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古德诺认为政党是行政与政治的联系点,要发挥防止无政府状态的作用。这在中国是不需要强调的,中国政府不论是政治体制内的还是行政体制内的人员,大部分都拥有共产党员的身份。由于党内纪律严明,组织紧密,所以

  这些人员之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不需要强调加强联系的问题。另外,古德诺提到了政党不负责的情况,可是共产党的活动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政府的工作原则是“对人民负责”,维持执政地位的需要必然会要求共产党对人民负责,因此,也不需要特别强调不负责任的情况。虽然古德诺关于政党的论述与中国现状存在一些不相配的状况,但他关于如何避免政党不负责的几条解决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党加强自身建设和监督,保持党的先进性。

政治与行政读后感篇3

  1.系统地分开了政治与行政

  古德诺认为,所有政府体制中都存在着两种主要的或基本的政府功能,一为“政治”,即国家意志的表达或者是政策的决定,一为“行政”,即国家意志的执行或者是政策的执行。他第一次澄清了人们长期以来对于“二分”误解,认为一种政府功能不只是存在于一个机构当中,绝对的分权是不存在的

  2.分肥制

  19世纪出现在美国的政党分肥制是基于平民民主的理想而提出的。1829年杰克逊就任美国总统后,在官职领域推行“民主”的做法,由在总统大选中获胜的政党从自己的支持中遴选官员,其理由是:第一,民主政治表现在官吏任用上,就是民选官吏;第二,官吏职务简单明白,具有普通智慧的人均可胜任;第三,既然人人可以当官,所以官职的任期越短越好,使大家都有任官的机会,以符合民主与平等的精神。

  优点:

  (1)民主政治通过选举的方式表达民意,而选举的运作必须凭借政党组织。(2)若某政党在选举中获胜,即表明人民选择了该党。换言之,人民相信某党的政治纲领和所要实行的政策。(3)为了符合民意,应当由得胜的政党的党员来充当官吏,因为这有利于确定其政治责任,以及有效地完成其任务。

  劣处:

  然而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政党分肥制的结果令人失望。竞选中的捐款导致变相的卖官鬻爵以及间接的贪赃纳贿;选择官吏主要看政党背景,而不是真才实学;官员的高度流动性不利于行政经验的积累,导致政府效率低下;竞争过程中的政党倾轧与派别组织导致国家公务成为党务;等等

  3.党魁

  党魁通常特指操纵政党机器的首脑人物。党魁与政党领袖不同。政党领袖在党内有正式职务,职责和职权有正式规定,其活动公开并受到监督;而党魁在党内并无正式职务,权限也无明确规定,对其言行无法进行监督。党魁的形成和发挥作用主要依靠政党机器。美国是存在党魁最典型的国家。

  党魁的地位往往是在由政党机器严密控制的地区通过互相倾轧和竞争取得的。党魁通过政党机器,在幕后控制党的地方正式组织,摆布地方议员的选举和官员职位的分配,指挥地方政府官员的活动,甚至操纵总统和众议院议长等重要职位的选举。如美国1897年在号称“洛克菲勒特派员”的共和党党魁M.韩纳的大力支持下,W.麦金利得以当选总统。党魁还拥有一批分别负责打小报告、理财、贿选、施展暴力威胁的人为之效力

  英、法、意、日等国实际上也存在着党魁。党魁是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奥秘和弊端的重要表现,它不断遭到社会舆论的揭露和抨击。在美国,由于选举制度和行政管理的改革,实行直接初选而不由政党提名候选人,推行文官制度,限制恩赐官职,由市政当局经营公用事业,还有社会舆论监督作用的加强,选民政治素质和文化程度的提高,已使党魁及其操纵的政党机器的作用大为减弱,但是在一些大城市和重要选区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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