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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改革开放论文(通用14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第一篇: 改革开放论文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历史演绎：

“自在”走向“自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来，我国对原有的“二元”城乡关系进行了全面认识。随着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城市产生并独立于乡村，二者是“根与流”的关系，不应该是矛盾的、分离的关系，而应该是和谐的、互助的关系。建国以来，由于我国工业基础薄弱的国情，重工轻农、重城轻乡，以“工农业剪刀差”的方式来满足工业的发展，从而导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的不平等，造成城乡、工农关系的异化。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国对于城乡关系也有了新的认识，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和工业的现代化，要求工农、城乡关系“返璞归真”，共同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这其间表明我国城乡关系由“自在”走向“自觉”。

（一）通过“城乡交流”来解决

“三农”核心问题“三农”问题是发展城乡关系的薄弱环节。在改革前城乡经济交换关系下，农民成了受国民经济发展缓慢影响最大的群体，他们是最贫困的群体。1978年，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平均消费水平的比例为1：2．9。与城市相比，“三农”问题尤为突出。为了缩小城乡差距，首要必须解决“三农”问题，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出台中央一号文件，主要是通过解决“三农问题”来加强“城乡交流”。在这个时期，“长期隔离的城乡商品、要素、人口流动开始松动，城乡联系不断增强，城乡集市贸易恢复发展，部分农产品价格和流通管制逐步放开。”五年的农村改革，从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到取消人民公社体制、农产品统派购制度，再到推进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这些举措极大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城乡之间的经济交流，对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有着积极的意义。这一阶段的农村改革对农村生产力的恢复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放活了农村经济，改善了城乡、工农关系，并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但仍然是局部地就“三农”问题来解决“三农”问题。虽然在198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指出要建立新的城乡关系，但只是停留在农村经济改革上，并未从城乡关系的制度层面、全局的角度来系统地解决“三农”问题。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有学者认为，“乡镇企业的逐步萎缩，使得大量农民工涌入大城市就业，极大地带动了大城市发展”。城市铺天盖地的进行改革，更多的农村生产要素流入城市和工业，促进了城市的经济积累，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开始出现“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工农、城乡的关系出现了严重断层。这一阶段城乡关系的协调缺乏动力，无法对城乡关系的持续发展形成强大的推动力。

（二）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统筹城乡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注入活水源头。农村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之后，城市改革启动，改革的重心转移到了城市，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导致我国出现城乡差距扩大的趋势。面对这一形势，2002年中共十六大通过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中明确指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并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任务。这一举措标志着我国城乡关系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从2004年到2007年连续4个中央一号文件每一年都提到活跃农村经济，持续推动城乡改革，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的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观来解决“三农”问题，不再孤立地解决，而是用联系的观点，并用全局的视野来兼顾城乡、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并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纳入我国实现现代化进程的重大任务之一”。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框架下，把“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不断完善支农惠农政策，深化农村的综合改革，我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

（三）通过打造新型城乡关系来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为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保驾护航。在2008年，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会突出强调了我国的“三个进入”，在统筹城乡关系的制度框架下，表明我国的城乡改革稳步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取得了新的进展，开始逐步建立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关系向着和谐的轨道运行，继续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改革。国内著名学者俞思念认为，“十八大作出的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的新布局，把实现城乡共同繁荣放在新的高度上，是实现中国未来城乡关系科学发展的新突破”。2008年到2016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从侧重于农村经济建设转向农村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生态建设、社会建设及机制体制建设等方面，从促进农村的单项改革转向城乡的综合改革。“城乡发展一体化”所要表达的是实现城乡资源要素的互联互通，实现农村和城市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五位一体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完善，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市化的进程，而历年来对于“三农”的投入，也繁荣了我国农村的发展。现代化建设进程的不断推进要求必须坚持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坚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推进城市人口的非农化和传统农业的升级改造对于缓解工农、城乡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形成城乡关系一体化的格局有着重要推动作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变迁——“隔离”走向

“融合”改革开放以来，面对城乡二元结构所带来的城乡关系的严重不协调，党中央开始着手改善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进入新世纪，我国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实现了总体小康并迈向全面小康的阶段。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关系的认识从“隔离”走向“融合”，实现了实践基础上理论的不断创新。

（一）改革开放初：

城乡破冰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面临工农业、城乡休养生息的双重任务，为此提出城乡兼顾和沟通城乡关系的发展思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的工农、城乡经济交流还是比较频繁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从1953年起，我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规划，把经济重心从农村的农业生产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化建设上来，直到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一五计划提前完成，计划经济体制确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民公社制度、统派购制度使得城乡资源分离，1958年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把城乡居民直接分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更是直接导致了城乡分治，城乡二元结构形成。追求发展重工业使得我国的重、轻、农比例严重失调，虽然有过调整，但仍然没有突破计划经济体制的约束，工农、城乡矛盾依然突出。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日益突出的工农、城乡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安徽小岗村“大包干”土地经营方式的成功典范，促进了全国广大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这一农村土地经营方式的改革，以及作为农村工业的主要形式——社队企业发展为乡镇企业，极大地放活了农村经济，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村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繁荣了农村经济。农村经济结构的改变从根本上缩小了工农、城乡差距。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确立是繁荣农村经济的转折点。在农村改革胜利的基础上，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城市改革拉开帷幕，国企改革以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放宽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放下了企业的行政包袱，促进城市工业的大发展。“邓小平确立了农业的基础地位，工业支持农业，促进农业现代化，强调工农、城乡要相互支持，城市要带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城市支持农村，工业支持农业的思想结束了建国后重城轻乡、工业农业不协调的错误思想，开启了解构城乡二元结构的理论基点。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一经济体制的改革促使城乡资源的合法流动，极大地调动了工农的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了城乡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直接提出要“加强城乡改革，处理好城乡矛盾，巩固工农联盟”，为新时期的统筹城乡思想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新世纪以来：

城乡融合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总体小康，但仍然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站在这样的新阶段，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继续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指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还没有改变，第一次创造性地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三农”问题仍然是制约统筹城乡发展的限制因素。城乡关系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并把坚持“统筹城乡发展”作为五大统筹之一，此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这一思想成为指导城乡关系的战略思想。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指出，“从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来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都普遍具有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的倾向；当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这一认识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工农、城乡关系的认识，也从侧面表明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新阶段。五年的统筹城乡发展，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获得了带动式发展。在党的十七大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之一被写入党章，同时又强调要把“三农”问题放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指出要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这一思想随着城乡关系的逐步改善而产生，是统筹城乡发展在经济、社会关系方面的一种新要求，“一体化”表现的是一种城乡的“融合式”发展，是城乡发展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当前我国的农村正发生新的变化，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凸显，要加强农村改革，到2020年要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面对这一任务，“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概念到实践再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问题，而是一项影响长远的国家战略。”我国要塑造城乡关系的制度化框架，使其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成为城乡发展的重要战略、关键之举。党的十六大到十八大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十年实践期，为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重要的准备。

在中共十八大上，习近平指出这是一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会议，并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出新的目标，要高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的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建设”与“建成”一字之差，折射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更多强调的是要释放改革红利，使改革成果能公平地普照每个人，而重点在农村、在贫困地区能享受到城市居民一样的待遇，因此，我们要更加关注城乡资源公平问题。我们仍然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放在“三农”上，继续加大城乡发展统筹力度，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全会提出要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建立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从推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到“城乡发展一体化”，这是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理论从局部到全部、部分到整体的系统演化过程，不仅是一种制度上的创新，更是理论上的创新，从而带动实践的创新过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桎梏，并指出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改变，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趋势没有根本扭转。要解决这一难题则必须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这一句话，表明我们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决心与路径，因此我们要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全面深化改革，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进行突破，“‘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布局，总体规划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乡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除此外，还有一个新的理论突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作用改为市场起决定作用，“决定”一词不仅可以活跃城市经济，而且可以活跃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城乡资源的整合与流动，对于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无疑是锦上添花。

三、统筹城乡发展的当代价值——“此岸”走向

“彼岸”工农、城乡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是一个需要长期解决的问题，不能一蹴而就，因此，我们要长期坚持城乡发展一体化的策略。城乡发展一体化能够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解决，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对“中国梦”的实现起到了价值引导。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从“此岸”走向“彼岸”。

（一）促进“三农”问题的有效破解

“三农”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城乡发展一体化，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尤其是偏远山区、贫困地区，制约着我国和谐社会、共同富裕的实现。而城乡发展一体化正如习近平所提到的那样就是“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三农”问题跳出“三农”问题的圈子，有了新的解决途径，就是从城乡一体的角度来统一解决，也就是城中有乡、乡中有城，城乡深度融合。这一战略实际上是工业支持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城市扶持农村模式。由于“三农”问题比较复杂，而且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薄弱环节，因此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各个击破。农业作为第一产业，是三大产业之一，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为第二、第三产业提供物质基础；工业作为第二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先导，能够带动农业的发展。因此农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我们要积极发展农业生产，用工业的发展来带动农业的发展，只有处理好工农业的关系，才能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农业的现代化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工业的发展能够促进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优化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的生产率，实现农业的规模集约生产，大大提高我国的粮食产量，保障我国的粮食安全。农村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积累性贡献，其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城市，而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拥有先进的生产要素，因而城市把先进的生产资料流入农村，能够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城市与农村从根本上说是和谐共生的，我们经历了农村支持城市发展的阶段，并实现了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在我们已进入城市支持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并将此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目标。只有保持城乡互惠、城乡一体，才能解决好农村问题，同时也促进城市的发展。农民是农村改革的主力军。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经济更加繁荣，越来越多的农民进城务工，客观上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是由于农户身份，无法享受城市居民的社会服务，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心化和城市中心化。我们称这一群体为“农民工”，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群体，一头连着城，一头连着乡，“他们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劳动者与建设者，广泛分布在国民经济的各个行业，为城市繁荣、农村发展和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体制的建立与健全，能够有效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成果。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这句话，表明了“三农”的重要性，突出强调了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下保障“三农”利益。

（二）推动建立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城镇化，就是在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框架下提出的，这是实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方式，同时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也有助于城镇化的实现。党的十八大继续强调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这一理论创新表明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规划下，我国的城镇化实现了新的发展，进入人口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在统筹城乡思想的指导下，实现农业人口的非农化，促进城乡资源流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实现农村形态下农民的市民化，让更多的农民不用远离家乡外出务工，能够就近创业就业，实现城乡居民的融合。城乡之间没有隔离带，让城市融入农村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推手，就是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实现新型城镇化，就是在以人为本的指导下实现“人”的城镇化，是把全体人民纳入在内，不只是城市居民，更重要的是农民，这种城乡一体的新型城镇化不只是追求经济增长的城镇化，更是追求生态财富的城镇化。2015年11月通过的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到五大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理念反映了当下我们要走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是由追求高速增长向更加注重中低速前进的城镇化的一种新常态。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布局下，走出一条不同于以往只追求经济效益的城镇化，是突破传统的、协调城乡的、宜居生态的、国内国外的、城乡共享的新的城镇化。

（三）指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我国“四个全面”的战略目标之一，是我党“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也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承载着我们的昨天、今天与明天。小康社会的昨天是总体小康的实现，今天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明天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三对关系是我们必须正确把握的。昨天是今天的铺垫，今天是明天的起点，明天又是昨天和今天的果实。我们只有统筹兼顾，才能建成全面小康。习近平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这一句理清了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关键在农村，道明了建成全面小康的“全面”二字。全面小康不只是城市居民得以享受的，更是农村农民得以享受的，是一种新的“城乡共享”小康的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能否如期实现，关键看我们能否坚持并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目标，这也是昨天给我们的经验教训，明天期望我们的行动指南。城乡发展一体化实现了城乡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协调式发展，内在地包含着全面小康在新时期这五个方面的新要求。只有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进程，才能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才能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才能连接城乡命运共同体，才能促进城乡经济社会的共同繁荣，才能加快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四）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目标首先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由于中国当时经济落后的国情而确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主要侧重在经济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简称“四化”。后由于文革而中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毛泽东思想，把经济建设的重心重新转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并以“三步走”战略的形式量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由物质文明走向物质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新论断，并于党的十三大上首提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十七大把“和谐”加入，丰富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并最终形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表述。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至此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由原来的“四化”变为现在的“新五化”。现代化理论的发展过程表明我国的现代化是处在动态中需要根据实践不断丰富完善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是我国的“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另一个目标，这是一个全面的建设目标，于本世纪中叶实现，形势刻不容缓。城乡发展一体化在这一目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就像习近平所讲，“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必须处理好而且容易出偏差的一个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城乡建设是全局中的关键要素，必须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才能对现代化建设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中国梦”的价值指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指出这不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更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直接把国家、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把人民的梦上升到国家的层面，形成一个“家国梦”。这不是简单的理论概括，而是深入到实践的行动指南，是惠及十几亿人口、实现每一个人的发展的复兴梦。它的深刻内涵把每一个人融入进来，体现着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思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这一伟大梦想，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来统筹。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战略目标，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并身体力行，这样才能筑起“中国梦”的复兴之路。综上所述，城乡发展一体化从深层次来讲正是一种追求城乡发展公正、和谐的战略思想，谋求的是城乡居民共得共享，平等地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中，更要平等地享受社会主义建设的福祉，追求社会的公正对待，城市和农村人口都能享受到社会主义建设所产生的优越性。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的攻坚区、深水区，虽然我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位，但城乡发展不均衡导致城乡居民无法同等地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因此在效率与公平问题上我们要更加注重公平。城乡发展一体化的战略思想有助于社会公平的实现，为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而创造条件。

第二篇: 改革开放论文

　　摘要：本文主题是论述改革开放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第一，改革开放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第二，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找到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正确途径;第三，改革开放注重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给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活力，全面开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

　　关键词：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制度创新;理论创新

　　从1978年十一届三种全会开始,改革开放谱写了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革实践顶住了苏东剧变所带来的冲击，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初步改变了中国的穷困面貌，使社会主义理念放射出更加迷人的光彩。回顾过去三十年的历史，更加坚定我们沿着改革开放之路走向未来、走向现代化的信心。

　　一， 改革开放是一场思想解放的革命，使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

　　回顾历史，中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最大的问题，是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不是用实践去丰富、发展理论，而是用理论来剪裁现实。因而在左倾思潮影响下，我们的实践越来越脱离了世界发展潮流。

　　粉碎“_”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过去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了深入反思后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横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为了冲破禁锢打开局面，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广大干部群众从过去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中解脱了出来，为改革开放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最大的收获，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新的革命过程中，不断提出和反复思考的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归根到底就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对这个事关大局的问题，邓小平进行了不懈地探索。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工作中心是经济建设以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为我们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指示了方向，使社会主义的实践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二， 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途径的伟大探索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摆在全党面前的首要课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来完成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的设想，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1985年10月邓小平会见美国时代组织的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就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是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发展，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更进一步提出计划和市场只是发展生产力的手段，和社会制度没有关系，从根本上解除了发展市场经济的思想束缚。因而党的十四大把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为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找到了突破口。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增长近10%的奇迹，一举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和外汇储备大国。人均4000美元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正是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实践释放了经济活力，因而发展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后提出，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因此，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他提出坚定不移地搞对外开放，是我们一项长期的政策。在他的推动下，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通过建立经济特区、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等多种形式向世界开放，特别是本世纪初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融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发展潮流，对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是改革开放，完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途径的探索，引导中国经济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

　　三， 改革开放，体制创新，理论创新，给社会主义制度注入了活力,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当我们在反思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时，不难认识到，除了经济上没能建立起有效的体制促进生产力发展外，最大的败笔就是发生了““””。这场浩劫充分暴露了我们传统政治体制的弊端。首先是人治重于法治。以党代法、以言代法是酿成十年内乱的主要原因。

　　小平同志深刻认识到存在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的问题，他指出：“这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作好事，甚至走向反面。”制度问题首先是法制问题，即领导制度中缺乏法律规范，不是法治而是人治，不是办事有法律根据而是随心所欲。因此在改革开放中，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制度建设，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不因领导人改变而改变。”这场制度创新的重点是加强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同志更进一步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使这场制度创新的变革更具有十分长远的意义。

第三篇: 改革开放论文

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党带领全国人民不断开拓创新，积累了丰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取得了巨大成就。回顾党领导改革开放的光辉历程和总结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局面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坚持以解放思想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主要法宝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是与解放思想紧密相伴的，也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紧密相联。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推动下，我们党首先在思想领域内获得巨大解放，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扫除了思想障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打开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枷锁，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使全党思想获得了巨大解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党开启了对社会主义再认识，提出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摆脱了前苏联模式的束缚和对社会主义教条主义的理解，又一次巨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正确认识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解决了姓“社”与姓“资”的迷雾，再一次极大地解放了人民的思想。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又掀起了解放思想的新高潮，进一步摆脱了制度崇拜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缚，还把非公有制经济看作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提供了新的突破口。特别是以建党八十周年的“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为标志，掀起了新一轮以党自身为对象的解放思想的新高潮。其解放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三个解放出来”，摆脱了传统的党建模式崇拜和原则束缚，为新的社会条件下进一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以胡锦涛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地解放思想”，认为这是我们“不断开创事业新局面的一大法宝”；党的十七大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号召全党要坚持解放思想、永不僵化、永不停止；党的十八大也进一步指出，解放思想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把“继续解放思想”提高到关系改革开放兴衰成败的战略高度，再次强调提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在不断向前推进，党的思想解放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已成为我们党在工作中的新常态。我们要继续运用好解放思想这一法宝，把解放思想的新起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的突破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不断推进解放思想。

二、坚持以解放和发展

社会生产力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改革开放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正因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才推动了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快速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我们党强调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我们党经历了由广大农村的率先突破向着城市改革拓展，由几个特区试点向着沿海沿江和内地铺开以致全面展开，这些都是为了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并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引人注目地放到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还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一项重要标准。党的十四大做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党的十五大又明确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就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推进了解放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步伐；江泽民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后来又提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十六大以后，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提出一系列的方针政策，都是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进一步推进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步伐。这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上可知，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社会生产力的过程，就是坚持以它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任务的过程，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三、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断提升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所坚持和倡导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基本价值取向，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党纠正过去重国家利益轻个人利益的错误认识，提出要让人民群众拥有更多的物质利益，提出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提出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群众满意高兴的事情就坚持，提出“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跨世纪之交，党在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了“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提出要让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指出“实现人民的愿望、满足人民的需要、维护人民的利益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十六大以后我们党提出，要坚持为人民群众办好事，做到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要牢固树立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只要真诚为人民谋利益，我们党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党的十八大也指出，必须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中国人民感受到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天正在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进，体现了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使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不断得到实现的过程，也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的过程。

四、坚持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课题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党临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不断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就成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战略课题。在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发生的深刻变化，提出全党要认真思考“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怎样才能叫善于领导”的问题；提出要按照革命化、知识化、年轻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坚持不懈抓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提出党要解决关于包括党的根本任务论、初级阶段论、市场经济论、精神文明论、义本质论和基本路线等问题的能力等等，这些都是探索如何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问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世纪之交变化了的新情况，提出党要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和总览全局的能力；提出了如何才能真正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这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这一时代课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要着力于推进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号召全党要牢记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在新的赶考中取得优异成绩；提出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学习，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进一步解决了新世纪伟大实践中怎样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战略问题。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就是把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作为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课题的过程，也表明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实现执政使命必须解决好的重大课题。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要切实改进党的作风，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巨大成绩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战略课题的最好解答。

五、坚持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重要奋斗目标发展社会主义人民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我们党改革开放以来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内容不断扩大，人民的各项民主政治权益越来越得到切实的保障。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也证明，党领导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实现和维护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权利的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就提出和阐述了创造文明健康的政治生活的思想。党的十二大把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在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并对党的组织制度作了重大改革。党的十三大更系统地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提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要疏通党内民主渠道和健全民主生活，要切实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权利，提出要把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的重要奋斗目标。党的十四大后，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也进一步向前推进，提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提出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为政治文明建设提供了法理依据。党的十六大对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经验作了高度概括，提出民主要更加健全，确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目标。

党的十六大以来，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继续推进。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中央指出，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的本质要求，要实现人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真正做到扩大人民民主，真正体现“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真正理解“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真正实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回顾改革开放的奋斗历程，我们可以看出，党形成了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形成了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的机制，使基层民主的深度与广度得到切实发展，并使党坚定不移地走向政治文明，这也是改革开放赋予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使命。

第四篇: 改革开放论文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开拓的关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它的成功开拓和不断发展，谱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壮丽画卷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推动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而改革开放也深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平合作、开放融通、改革创新的本质特征和强大活力。我们今天已经充分感受到，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现在进行回顾，仍然感到如同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这个风险值得去冒。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社会主义经济会不会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被吞掉，中国共产党会不会在开放大门打开后被腐蚀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价值观会不会被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根本颠覆?这些担心一直伴随着我们，但我们战胜了这些疑虑，取得了改革开放的辉煌成果。今天更值得去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能够最终战胜这些风险，成功地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改革开放之所以是正确的抉择，就因为改革开放是中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的探索。除此之外，还有两条路，一是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被动开放，其结果必定是亡党亡国的全盘西化;另一条路是固守现状，结果必然是被时代潮流抛弃，最终如毛泽东所说，被“开除球籍”。我们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主要是因为做到了以下三点：一是始终跟踪世界潮流，回应时代主题，追寻历史节拍，有着坚定正确的大方向;二是坚守“四项基本原则”的底线，尤其是坚定不移地坚持党领导改革开放;三是实行了正确的战略策略，包括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渐进式改革，把“三个有利于”(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检验改革成败的判断标准，建立大胆试、大胆闯和及时总结评价的试验方式及纠错机制等。

第五篇: 改革开放论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从播下革命火种的小小红船，到领航复兴伟业的巍巍巨轮，在百年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书写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宝贵经验和精神财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一部丰富生动的教科书”。用党的伟大成就激励人，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人，用党的成功经验启迪人，用党的历史教训警示人，能够让我们认清历史方位，汲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

　　从1921年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整整一百年的历程。这是用鲜血、汗水、泪水、勇气、智慧、力量写就的百年;是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砥砺前行、充满艰险、充满神奇的百年;是苦难中铸就辉煌、挫折后毅然奋起、探索中收获成功、失误后拨乱反正、转折中开创新局、奋斗后赢得未来的百年。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题和主线;“不懈奋斗史”“理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主流和本质;把革命、建设、改革、复兴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鲜明特征;逐步实现救国、兴国、富国、强国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庄严使命。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建立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1949年10月至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1978年12月至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召开，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2012年11月至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四个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完成和推进了四件大事。四件大事铸就了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

　　翻天覆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

　　如何结合国情，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既然是探索，就会有失误。我们党在取得探索成果的同时，从1958年以后也开始出现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发生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挫折以及影响全局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内乱。面对“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我们党进行了深刻反思。1978年9月16日至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东北考察时讲：“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同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他强调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这个讲话实际上成为此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危难局面，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刻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定“三步走”发展战略，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创立邓小平理论，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中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989年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国内外纷繁复杂的形势，在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坚定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据新的实践确立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创了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02年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形成科学发展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成功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从1978年至2012年，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先后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出口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成为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继英国、美国、日本、德国之后的“世界工厂”，并于2010年跨入上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第六篇: 改革开放论文

　　改革开放实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怎样理解改革开放也是一场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如何理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弄清这些问题，对全面认识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民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革命。

　　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导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但它不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意义上的革命，不是否定我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实现了目的和效果的高度统一，就在于我们既坚定不移的进行改革开放，有坚定不移的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坚决排除各种错误思潮、错误倾向的干扰，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30多年的伟大历程和辉煌成就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新的必由之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成效和功绩不容否定，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毛概论文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当今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是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对中国经济发展历史的深刻总结。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闭关自守。历史的经验教训一再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行的，要发达起来，必须对外开放。实行对外开放也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吸取人类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需要。实行对外开放要处理好对外开放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我们始终要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把增强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

　　公元1978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在这关键的一年里，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生死攸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奠定了随后三十年间中国国力的持续快速发展，使中国真正的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开始大步流星的走上了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从1978到2008，三十年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巨变，身处其中的每个人都在日新月异的改革变化中不断发展，不断惊奇。对于“改革开放”三十年这个话题，我相信我的父辈们会有更加细腻、更加生动的体会和感触;对于我——一名90后的大学生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留给我们的印象和震撼又是什么?作为一名大学生，对于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所知难免片面、肤浅，而对于“改革开放”我们又缺乏宏观的理解和直观的接触，三十年间的历史，对于我们只是浮光掠影的画面，只是教科书中严谨而沉默的叙述。这三十年，究竟是怎样的三十年呢?

　　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首先是思想解放的三十年。正是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领导，三十年来国人才从““””期间的保守、落后、偏执的心态变得开明、积极、宽容，为“大国”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一切的改革，首先必须自思想始。正缘于此，从1978年伊始，我党坚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方针，不断的引进、学习、消化世界范围内一切有益的、积极的意识形态，坚持与时代同步、与世界接轨，因地制宜取长补短，用这些先进理念指引我们的改革，才彻底搞活了计划体制下日益困窘的局面，这才有了三十年间的快速发展。

　　三十年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成功、获胜、腾飞的法宝，是我们社会和谐、民众安宁的根本保证。30年的风雨兼程，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30年的沧桑巨变，铸就了华夏儿女近百

　　年的富强梦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就是中华民族永不屈服、永往高攀的历史缩影。

　　细细的翻阅这段时光，常常忍不住叹息：这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民族啊!三十年的时间创造了多少奇迹，留给世人几多感慨、几多震撼?我们默默奉献着的先辈们，究竟是怎样的一代人?感慨于我们这一辈人的无知与狂妄，深深叹息，然后又是莫名的期待：对于我们而言，“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和父辈共同的话题，一个打破代沟天堑的良好契机。无论怎样，围绕着这个令我们骄傲的话题，我们应该有共同的自豪和心声吧?

　　就这次的汶川大地震而谈：汶川强地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在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一场抗罕见震救灾斗争正在有序、有力、有效地展开。透视这场抗震救灾斗争取得的明显阶段性成效，我们深切感受到，科学发展观的有力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的突出优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物质保证，民族凝聚力不断提升的强大力量，这一切都为夺取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抗震救灾斗争的检验，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得到了进一步印证。

　　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对人生命的尊重则是以人为本理念的最根本最基础的内涵。地震发生后，党中央迅即指示“尽快抢救伤员，确保灾区人民生命安全”，胡锦涛先后3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并于5月16日亲临灾区，慰问干部群众，看望一线官兵、公安民警和医护人员;温家宝第一时间奔赴灾区，迅速果断高效地指挥抗震救灾，树立了敬民亲民爱民的良好形象，彰显了以人为本、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执政理念，为夺取抗震救灾胜利提供了根本保障。

　　务实高效的政治优势。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之所以能够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夺取一次又一次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政治优势。比如，强大的动员能力，快速的反应能力，高度统一的组织能力，科学有序的协调能力。地震爆发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时到位、有力指挥，各级抗震救灾组织迅速成立展开工作，应急预案立即启动实施，人民军队快速全面介入，各级各部门通力协作，社会各界大力支援。

　　日渐雄厚的物质基础。持续快速健康的经济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最显著成就。这给我们今天抗震救灾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地震发生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抗震救灾的支持力度持续加大，各界捐款捐物的热情不断高涨。想想：如果没有改革开放30年来综合国力的增强，没有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面对这场国难，我们很难想像会是什么局面。

　　不断提升的国民素质。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检验着政府的危机处理机制和应对能力，也考验着国民素质。地震虽然震垮了房屋、桥梁和道路，但同时也凝聚了民众的爱心、良知和社会责任感。在抗震救灾中，我们收获了太多感动。全国人民与灾区群众的心连心，以各种方式为受灾群众献策出力、祝福祈祷，都凸现了人性的回归、社会责任感的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提高。

　　百折不挠的民族意志力。面对每一次灾难，我们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凭着钢铁般的坚强意志和攻无不克的英雄气概，都能一次次战胜灾害，重建美好家园。英勇的人民子弟兵和全国各地救援队克服灾区路不通、电不通、水不通、通讯中断等种种困难，不分白天黑夜与风雨搏斗，与死神抗争，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接力，靠手挖肩扛，硬是从一堆堆泥瓦砂石中，从一堆堆废墟中救出了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在共同抗击自然灾害中凝聚起来的这种钢铁般的意志，是民族精神、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它根植于13亿中国人民的心中，涵蕴着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预示着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前途和希望.

第七篇: 改革开放论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国留学人数的迅速增长，大学生的留学状况和和留学意向都悄然发生着改变.本项目研究前期，曾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以江苏三所高校的大学生作为调查对象，对当代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进行了调查研究.研究发现，当代大学生留学意愿很高，大多来源于对于出国留学较高的价值判断、美好的憧憬、父母的愿景、盲目的从众心理以及国内巨大的就业压力.其意向也表现出盲目跟风、忧虑不安、过度依赖等问题.如果将我国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年按照年代划分为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90年代和21世纪三个阶段，我国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伴随留学背景及留学现象的变化，也呈现出变迁的过程.

1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对文献法和访谈法两种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来源于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出国留学方面的研究论文、期刊和报道等.深度访谈主要是应用于对于前两个阶段大学生留学意向的研究.研究选取了五位访谈对象，都是大学毕业后出国留学，一位是80年代出国留学、两位是90年代有过留学经历，一位21世纪的海外留学生，以及一位准备出国留学的在校大学生.访谈在征得被访者同意之后，全程录音.每次访谈之后，将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资料.此外，结合通过问卷调查所获得的21世纪当代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研究结果，整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三个阶段中，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化脉络.

2研究结果

2.1第一阶段：

“初醒”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留学工作逐渐恢复，在“广开渠道，力争多派”的留学政策方针的指导下，留学生在人数方面较之改革开放之前实现快速增长，据统计，自从一九七八年扩大派出留学人员以来，截止到1982年1月共派出留学人员七千多人.80年代初，留学生大多是经过严格挑选后公费派出，国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文革”后人才断层的危机，他们以外出留学和出国考察形式学习先进知识，增长见识，之后回国效力，但是这部分群体数量很少，分布也较为集中，多集中在沿海及发达城市的知名高校，专业分布也以理工科为主.他们当中学习自然科学的占80%以上；学习和研究语言的占16%，学习社会科学的只占4%.随着对外开发政策的不断深入，出现了留学热潮.以中国科学院为例，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5300名在读研究生中，至少65%已经向国外有关单位联系或报考TOEFL；1985年一至十月份，自费公派出国研究生141人，占1985年研究生录取总数的8%.但伴随着也萌生出出国留学优于国内学习、“出国是好样的”等观念.[2]与此同时，自费留学开始兴起，但人数很少，大众层面的留学还没有大范围普及，个人自费留学也处在“睁眼看世界”的阶段，多数留学生出国就是为了增长新阅历，以学习外国的语言等为主.20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留学还不流行，公费和自费留学的人数都很少，我在工作期间突然就萌生了想去国外看看的想法，并不是有什么特定的目的，只是想增长一些见识，多一种经历，自己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顺利通过了复旦大学语言班的考核，成功申请了德国科隆大学，但是当时留学没有语言基础，在国外也是以学习语言为主，顺便见识一下国外的基础设施水平.（受访者唐先生，80年代出国，德国科隆大学）对于那个年代的留学生而言，他们刚刚从封闭中走出来，甚至当时社会上排外的心理还普遍存在，敢于大胆走出国门的人需要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此外，长期的隔阂下，国人根本不知国外整体是什么情况，更不了解国外教育情况.对他们而言，出国的意义远大于留学.

2.2第二阶段：

“成长”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渐确立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开放程度不断深化，特别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科学地规划了“八五”期间和1991-2000十年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奋斗目标.国家人事部加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海外留学人员归国的优惠政策和措施，努力拓宽留学人员为国家服务的渠道.加之80年代出国留学精英的回归，民众对国外具体情况的认知也逐渐清晰，许多错误、偏激的观念也逐渐被纠正.许多年轻人看到了国内外的差距，立志走出国门“师夷长技”，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国外相对较好的学习科研条件、先进的教育设备及学术自由的学习氛围、发达的经济条件和对自身专业宽松的择业范围都成为年轻人走出国门的重要原因，出国留学人数进一步增长.自己出国的原因很简单，完全是看到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怀着报效祖国的一腔热情去学习国外的真东西，因为对机械制造这个行业来讲，当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和实验设备都无法为相关行业的科研创新提供必要的条件，而日本有着雄厚的工业基础，在机械制造行业享誉世界，那个年代的留学就是为了学到最先进的技术，带回国家，为国家工业的振兴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自己是这样，身边很多人也是这样.（受访者钟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日本工业大学）90年代，许多外资企业进入中国，一些新兴行业也开始在中国生根发芽，国内教育内容相对传统，水平相对滞后，很多时候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国外管理学术界则百家争鸣，先进的管理理论遍地开花.

另外90年代，海外的一些院校也开始放宽了对中国考学生的限制，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选择出国留学，加上想要改变自己的强烈主观愿望，便选择了商科在上业界排名首位的哈佛商学院去学习.（受访者钱先生，90年代出国，本科毕业后考取哈佛商学院）90年代，自费留学已经屡见不鲜，留学无论从规模还是区域范围上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人数的增加是最直观的的表现，大学生的留学意向表现得日趋强烈.其次就表现在区域的扩展，留学人员的分布不再仅仅局限于沿海及发达城市，全国各个省、市，无论知名高校或是普通高校均有分布，专业也从以理工科为主变得更为多元化，金融、工商管理、会计、计算机、网络等实用型学科均有涉及.随着留学活动、留学形式和留学人员群体的不断扩展，中国留学生逐渐成为中国与世界沟通的桥梁，成为中国对外开放、了解世界的先锋.但同时，面对国外更高的经济水平，更好的生活条件，“国外月亮圆”的思想也渐渐萌发，“学成是否归国”成为了许多留学人员考虑的问题，国家面临大规模“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大批的留学人员学成归国效力，但也出现了严重的人才流失现象.据统计，截止1996年回国留学人员(主体是公派)仅占出国留学人员的30%.[4]留学生的回归问题也成为了90年代热议的焦点.针对这个问题，1992年，邓小平视察珠海留学人员高科技企业时说，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希望他们都回来，不管他们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来就妥善安排工作.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1993年，国家出台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方针，鼓励留学者学成归来，报效祖国.留学政策的转变推动了留学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在普通大学生中间开始了新一轮“留学热”.

2.3第三阶段：

多元化2000年以后，国内自费留学规模越来越大，出现“井喷式”爆发.根据《中国留学发展报告(2015)》显示，中国已成为世界留学生输出第一大国.“2014年度中国出国留学人员为45.98万人，同比增长了11.09%；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出国留学的人数累计已达351.84万人次.从2000年到2014年，15年间中国留学人员人数增长迅速，年均增长率接近22%.”[5]中国经济的迅速腾飞要求大量高水平人才的迅速成长，然而国内教育水平尚不能满足国家对于高级人才的需求，中国的教育能力与国际地位严重不相称，整个教育体系也屡遭诟病，随着留学机制的成熟和留学中介的发展，加上英语的普及和教育全球化的推动，留学低龄化的趋势开始出现，许多有条件的家长都把孩子送到教育先进的发达国家读本科，甚至是读中学，改变着留学的年龄结构.留学是一种深造方式，因为向往国外高精尖的技术水平和自由的生活方式，所以选择了出国留学这条路，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各行各业显现蓬勃发展的景象，但国内外差距仍然很大，企业和高校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国内现状却是小企业众多，知名大企业很少；高校众多，能够出科研成果的很少.

许多人都选择国外高校，确实是有现实的需求存在，当然也有镀金的心理因素，毕竟国内外的差距是真真切切存在的.（受访者冯先生，2003年出国，日本上智大学）目前就读于东南大学法学系的陈同学则认为，出国留学的目的还是为了更好地就业，拥有了‘海归’光环在很多时候更能在同等水平的求职者中脱颖而出，在工作单位和工资待遇方面也会比国内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好一些.如果我有海外留学背景的话，职场这条路可能会走的更加顺利.（受访者陈同学，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21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拥有强烈的出国留学意向，其中自费留学成为了主力军.留学目的也从学习技术，报效国家变得五花八门，多种多样，接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实现职业理想、获得成就认可、对国外环境和生活的向往、受外界环境和人员影响、家庭的期盼和父母的决定、为找好工作积累“资本”等都成为了许多年轻人选择国外留学的原因.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面对全球化竞争，我国对高层次人才，特别是国际化商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商科也成为21世纪后留学的热门学科.因此，商科曾一度成为21世纪留学的热门专业.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生活水平的迅猛发展，多数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也会选择回国发展.留学归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们在社会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海归”在就业市场也备受热捧，导致国内留学一度火热.近年来留学人数日趋稳定，商科等热门专业也逐步降温，热度背后，我们也发现，现在的大学生也慢慢在寻求理性的回归，理性地选择和对待留学.

3总结

3.1意向的强烈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在留学意向上，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三个不同阶段的出国留学者表现出显著地变化和巨大的差异，似近代留学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是精英化的学习路线，选择出国深造的大学生凤毛麟角，发展至现在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具有留学意向，且意向也越发强烈.从每年增长的留学人数，从出国留学人员的区域和毕业学校的差异，从越来越多的大学生选择自费方式出国留学等方面都能够看出国留学越来越平民化，大学生的出国留学意向也越来越强烈.

3.2意向多样化

意向的多样化主要表现为出国目的的多样化和选择的多样化.改革开放初期的留学是大胆的、超前的，更多是为了语言的学习和宏观了解整个世界经济形势下中西方的差异.90年代以后，出国留学是为了“师夷长技”，学习国外更加先进的技术.然而2000年以来，大学生纷纷都把留学看成一个更好的选择，去国外学习、交流、镀金，见识更广阔的世界，体验国外的文化和生活，为了提升学术水平、增强综合素质和拓宽国际视野.留学目的变得多样化，不一而足.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的选择方面也变得日益多样化.例如留学国家和专业的选择.之前发达国家名校和相关顶尖学科是他们的首选，而现在已逐渐打破名校和专业的壁垒.

3.3意向复杂化

从改革开放发展至今，大学生出国留学意向也从原先的较为单纯，变得越来越复杂化了.随着国家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质量和水平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出国不再是精英的出路，平民化、大众化的出国留学走向，让留学者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坚定的留学信念，在当今多元化思潮的冲击下，也参杂了不少“杂质”.大学生的留学意向变得更为复杂，不少大学生因为盲目的从众心理出国；为了父母的意愿出国；因为成绩不佳而选择出国；为了所谓的“光环”出国等问题也频频暴露出来.80年代的留学者处在“睁眼看世界”的觉醒阶段，90年代以后，中西方的明显差距，加上国家大格局下“走出去”战略的推动，许多外出留学生主动走出国外“师夷长技”.而在中国实力不可小觑的当下，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留学生不仅承担着个人的报复、国家建设的责任，且已然成为了国与国之间交流的使者.大学生出国留学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由于社会发展背景的不同，也呈现出属于各自阶段的特点和“标签”.梳理改革开放至今大学生留学意向的变迁，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留学意向的内外部成因，以便针对问题，为政府留学政策、制度的制定提供理论依据，指导高校、留学机构、家庭等不同层面做出及时和相应的调整.

第八篇: 改革开放论文

　　党的十四大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会要求，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要抓紧制定总体规划，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

　　1993年6月，中央决定加强宏观调控力度，突出抓金融工作，并颁布了一系列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措施。这主要包括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整顿金融秩序和流通环节，控制投资规模，加强价格监督等。

　　这次宏观调控，除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和组织措施外，主要着眼于从加快新旧体制转换中找出路，运用经济办法把改进和加强宏观调控、解决经济中的突出问题，变成加快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基本原则具体化。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这个决定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规定了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方向，是90年代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从1994年起，国有企业改革从以往的放权让利、政策调整进入到转换机制、制度创新阶段。国务院和各地先后选择2700多户国有企业进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同时推出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有益探索。同时，党中央和国务院还大力推进财政、税收、金融、外贸、外汇、计划、投资、价格、流通、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体制改革。广大干部群众情绪高涨，中国大地呈现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蓬勃景象。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九个五年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并提出要实现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方式的两个根本转变。

第九篇: 改革开放论文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改革开放后一系列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并采取了渐进式、系统化推进策略以缓解改革阻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因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要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对外经贸高水平高层次发展，推动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还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关键词：经济制度变迁;改革开放;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市场经济体制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8131（2021）01-0001-11

　　一、引言：经济制度变迁的动力与阻力

　　经济制度是由一组经济规则集合而成的，是对人们经济行为和方式的界定和规范，也是对经济主体利益关系的界定和维护。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随着生产力发展，经济制度也会不断变迁。人们对财富积累的追求使生产力持续进步，而从短期来看经济制度具有稳定性，经济制度可能促进也可能阻碍生产力进步;当经济制度阻碍生产力进步时，就必然要求改变经济制度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因此，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经济制度变迁的根本动力。然而，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会形成与其相依存的、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并被视为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从理论上说，经济制度变迁是用效率更高的新制度替代旧制度，新制度具有旧制度不可比拟的优越性，终究会给全体社会成员带来日益增进的利益。但是在新制度的积极效应还没有完全释放以前，经济制度变迁必然会使有些既得利益者（即获得较大相对利益的人群）受到暂时性甚至长期性的利益损失。因而，旧经济制度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会反对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阻碍者;而能够从新制度中获得更多利益的经济主体往往会拥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经济制度变迁的推动者。需要强调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国家和政党的形成与发展，使政府在经济制度变迁中起到关键作用。而政府本身（尤其是地方政府）也是经济行为主体和利益相关者，加上多元化经济、社会、政治理论和道路的并存，对于生产力进步驱动的经济制度变迁，政府可能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也可能是抵制者和阻碍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站了起来。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苏联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建立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中国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但这是一种集权式的经济制度，其固有的集中过度、统得过死等弊端严重地束缚了地方、企业、个人等经济主体的积极性，在当时乃至现在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都是一种低效率的经济制度。因此，经济制度变迁成为必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创造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奇迹，在短短的四十年间使中国富了起来强了起来。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本身的成效及其带来的经济增长绩效都是极其显著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是稳定的、健康的，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阻力。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是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虽然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但这种转变也是系统性的，必然带来利益分配格局的大调整，尤其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利益关系产生了巨大变化。因此，利益受损者会支持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合法性，反对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形成经济制度变迁的阻力。此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总体上是实践先于理论的，因而其还会受到传统社会主义理論和观点的干扰。对此，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选择了渐进式推进的模式[1]，即从改革阻力最小的领域入手，尔后逐步创造条件继续向前推进。目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将涉及更多的利益调整，可能面临更大的阻力。因此，有必要充分借鉴渐进式、系统化改革的经验，妥善处理好各市场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以进一步推动和深化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二、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

　　邓小平指出：“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2]117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选择农村为突破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

　　第一，农村是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严重的社区，从相对意义上说，农村居民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牺牲者”，而城市居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受益者”。突出的表现是，搞了20多年的社会主义，许多农民连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论著《摆脱贫困》，主要也是研究农村的贫困问题以及如何脱贫致富。因此，广大农民群众对改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具有更高的积极性。与之相联系，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在启动阶段表现为“自下而上”地推进，带有很大程度的自发性。因此，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属于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称为需求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这种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也是市场取向的制度变迁，是建立在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制度变迁，或者说是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制度变迁。这种带有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充分反映了广大农民群众求生存、求发展的内在要求，其核心是把生产经营自主权还给农民，让权、责、利高度统一于农户。这种新制度的创立，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积极性，在较短的时间内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解决的温饱问题。

　　第二，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农村与城市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或典型的二元经济制度），农村与城市的经济往来较少，且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农村占很大比重，使得农村的经济制度变迁可以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进行。这种经济制度变迁的启动对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不大，可能遇到的阻力也比较小。邓小平同志指出，与农村改革不同，“城市改革每走一步，都会影响千家万户。”[3]537“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3]546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是把农民塑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不断丰富城乡农副产品市场，改善了城市的农副产品供应，使包括城市居民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都能得到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帕累托改进”的制度变迁，也就是人人受益的制度变迁。现在回顾起来，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制度变迁中，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第一步，即实行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是制度变迁成本最小而变迁效益最大的，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长期想解决而又未能解决的温饱问题，没有这一步经济制度变迁的极大成功，其他经济制度变迁（特别是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也就无从谈起。对这一步经济制度变迁，无论作怎么样的评价也不会过高。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农民家庭承包“是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根本，也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本。”[4]50-51

　　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取得如此显著的绩效，根本原因在于其把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承包户）真正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即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从一开始便具有市场化取向。塑造微观市场经济主体的核心是产权很明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在土地所有权属于农民集体的前提下，将农村土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等划归农户所有，实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5]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个人所有制，而是集体所有制与个人所有制有机结合在一起。按照传统的所有制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同一的，不可分割的;但是，根据法律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支配权、收益权、转让权是可以分开的。通过用益物权法可以破解这个难题。用益物权是指非所有权人对他人所有的物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当用益物权人在遵守相关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对他物权依法享有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以及转让权时，所有权人不得干涉用益物权人行使上述权利。农户有了明晰的土地产权，则会形成刚性的市场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6]。该制度变迁源于农民自发的行动，是需求诱致型的制度变迁，是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制度变迁，也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是生产力发展所要求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也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一方面，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肯定、推广和优化比如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就是党和政府根据经济发展实际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進一步优化。，使其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成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并有效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显著提高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肯定农村经济制度变迁的市场化方向的同时，也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即坚持农村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在全国曾经出现过三次，但都被“自上而下”地压下去了;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也是被禁止或限制的，中央文件对包产到户或家庭承包的态度先后经历了“不准包产到户”“不要包产到户”“少数边远山区和落后地区可以包产到户”;直至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才明确指出家庭承包制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可见，对待人民群众自发推行的经济制度变迁，只要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政府都应予以支持，并积极进行推广和优化。邓小平同志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的。”[3]711-712习近平同志也指出，在农村选择什么样的经营制度，“要尊重农民意愿和维护农民权益，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选择而不能代替农民选择。”[4]59从这里我们可以更深刻体会到习近平同志“以人民为中心”思想在经济制度变迁中的指导意义和战略作用。

　　农村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会触动城市经济系统，进而引发城市经济制度的变迁。但与农村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经济制度变迁不同，城市改革是供给主导型（或政府强制型）的制度变迁，无论是财税制度、就业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还是户籍制度，城市改革都表现为自上而下地推动。之所以会有如此显著的差别，原因在于城市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强大的地方，制度变迁带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变化较大，改革的难度也大;而农村则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方，改革比较容易推进。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一样，城市经济制度变迁的方向也是市场化，但由于是供给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往往不容易一步到位，在改革初期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双轨制”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比如，“农民工”“城中村”等是城乡二元制度在城市的缩影。

　　三、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是“扬弃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不是（也不能）采取推倒重来的“休克疗法”，不能即刻废除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既要依靠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又要进行经济制度创新，这是不可回避的矛盾。变革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必然涉及经济利益的重大调整，如果步子迈得过大，既得利益集团难以接受，而其往往又具有占主导地位的话语权，改革会面对相当大的阻力，这就需要进行渐进式的改革。首先是选择能使所有人都能获得利益增进的经济制度变迁，如前所述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其次则可以选择使部分人利益增进但又不损害（或损坏很少）其他人既得利益的经济制度变迁，即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领域率先改革，也称之为从“制度外改革”或“增量改革”入手。这种制度外增量改革突出表现在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上。

　　邓小平同志指出，“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2]238“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3]631乡镇企业之所以被称之为“异军”，是因为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是“正规军”，国家工业化的推进要依靠城市的大中型国有企业，工业化与城市化相辅相成。谁也没有料到在广大农村也会自发地发展出与“正规军”（即国有企业）相竞争的乡镇企业（即草根企业），而且乡镇企业的发展是市场化的，进而形成一支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之外的在市场经济中运行的“异军”。早在1985年，乡镇企业产值就超过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成为发展农村经济、扩大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渠道;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2年乡镇企业总产值达16万多亿元，相当于1985年全国社会总产值;其中乡镇工业总产值达12万多亿元，约占当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5%，从业人员超过1亿人，与当年国有企业的职工人数相当。改革开放以来，很多有效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包括“长三角模式”“珠三角模式”“温州模式”以及“晋江模式”，都是建立在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的。

　　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也是制度外增量改革的重要方面。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是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的，没有非公有制经济，就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以来，迅速发展起来的非公有制经济或民营经济，已经成为城镇新增就业的主渠道，对经济增长、国家税收、居民收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贸易等的贡献份额持续上升，在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中国民营经济对税收的贡献率超过50%，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60%，在高新技术企业中的占比超过70%，提供城镇就业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达到90%。公有制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资本实力较为雄厚，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非公有制企业机制灵活，能够较好适应市场经济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的要求，具有较强的市场潜力和增长能力。无论是公有制经济还是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三个不可或缺的内在要素，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达到新的高度，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创新和发展。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经济质量不断提高的制度保证，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制度有利于兼顾效率与公平，防止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阶段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相匹配的经济运行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将公有制经济主体与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置于统一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場竞争。

　　现在回顾起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以外的增量改革，要做到完全不触动既得利益者是不可能的。因为传统经济制度结构下的利益结构是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状态的，并且各经济主体在此利益结构下的既得利益是受法律和制度保护的。传统经济制度外的增量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必然会打破制度交易的平衡，从而使传统既得利益者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损害。市场空间总是有限的，增量制度变迁的产物——乡镇企业、非公有制企业或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必然会对传统公有制企业的既得利益造成较大的冲击，两者成为竞争对手，冲突和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只是这种损害程度比起制度内存量改革要小得多，相对比较容易被既得利益者所接受。因此，只进行制度外增量改革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不是最优方案，只能说是次优方案。还必须进行制度内存量改革，将公有制企业也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市场主体，并构建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则和市场运作机制，让其与非公有制企业在相同的市场环境中进行公平的市场竞争和合作，才能实现真正的“帕累托改进”。

　　四、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

　　我国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能够迅速打开局面，并不断地向纵深推进，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家庭承包制的建立和乡镇企业的崛起。如果说家庭承包制把“一统天下”的传统计划经济制度打开了一个缺口，那么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则使中国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朝着市场化的方向演变。但是，这两项制度变迁都是农民自己创造的，都是源于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农村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源地，但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绝对离不开城市改革，离不开国有企业改革。在城市经济制度变迁及其制度内存量改革的启动阶段，为了减轻制度变迁遇到的阻力，在很多领域并没有立改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而是先在传统计划经济制度的框架内做些政策性调整。这里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进行分析。

　　为克服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对国有企业统得过死的弊端，改革开放后首先实施了对国有企业“扩权让利”的过渡性政策，即把一部分权力和利益下放给地方、企业和个人（包括利润留成、利改税和承包经营责任制等政策调整），以利于调动地方、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但是，一般情况下，这种政策性调整，只有激励机制，而没有约束机制，往往会导致工资、奖金、福利等的增长速度超过企业利税的增长速度，进而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政策性调整转入制度创新。建立硬预算约束机制则是国有企业制度创新的重要标志，只有建立起硬预算约束机制，才有可能把国有企业塑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而要形成硬预算约束机制，必须具备四个基本条件：一是企业必须为自己占有的生产资源支付代价，二是企业必须按事先规定的标准向国家上缴利税，三是企业经营亏损时不能随意获得国家的财政补贴，四是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各项契约（包括信贷契约、商业契约等）。因此，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经过多年的改革实践探索，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股份制或公司制是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模式。

　　但是，要把传统的国有企业制度改造成为股份制或公司制，还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尤其是国有资产产权问题。比如：如何准确评估国有资产价值，以防止在转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如何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作为股东的合法权益，进而建立合理的产权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风险防控机制;如何管控国有股权交易，使国家、企业和个人能够平等分享国有资产增值利益;国家的股东职能应由政府的哪个部门代理，以有效避免可能出现的政企不分;等等。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通过产权流动或转换推动资本流动和重组，使包括资本在内的各种要素可以根据市场需求从效益低的部门流向效益高的部门，进而促进生产的集聚与集中以及效率的提高。与此同时，在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过程中，还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即国有股占绝大比重，導致股份制或公司制改造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因此，还需要为重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和民营企业进入创造有利的条件。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强调的是，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市场化的推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任何权利的获得都应通过市场交换实现，所有权也不例外。不完全的市场条件必然导致不完全的所有权形态，扭曲的市场关系必然造成扭曲的所有权关系。所以，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进一步从产权制度改革来看农村改革与国有企业改革的差异性。表面上看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具有相似性，都是“两权分离”关于“两权分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需要从理论上厘清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西方经济学离开所有制关系谈所有权，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马克思提出了科学的所有制和所有权理论：所有制是一个经济范畴，是一系列经济关系的产物，所有权则是所有制关系的法律表现。所有制关系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其主体是同一的;所有权也包括归谁所有、归谁占有、归谁使用、归谁受益，但与所有制不同，所有权的主体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分离的，即分属于不同主体。马克思把所有权关系或财产关系定义为“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7]。既然是法律用语，法律可以对此作出具体的规定，进而使所有权与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相分离有了法律依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但两者的“两权分离”所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具有本质区别。由于所有者与经营者利益的不一致，所有权人把资产或资源委托给经营权人经营，就会产生代理关系带来的代理成本，使经营者的经营方向有可能偏离所有者的目标。农村土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农户则是集体成员，经营者与所有者的目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加上农业家庭生产经营规模及监督成本较小，因而农村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几乎没有代理成本;同时，包干制使农户的经营绩效与其自身收益密切相关，进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和经营活力，也为农民走向市场扫除了障碍。而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相对于“农民集体”，“全民”更为抽象，也有更多的目标取向，导致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利益可能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加上企业生产经营规模较大、组织运行较复杂，监督成本也较高，因而国有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会产生较大的代理成本;同时，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收益与经营绩效的关联度相对较小，其努力程度也难以衡量，如果没有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不但可能产生激励不足问题，还可能引发寻租、利益输送等弊端。此外，由于国有企业的特殊性和政府干预的惯性，简单的“两权分离”并不能使国有企业转变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需要在诸多领域进行相应的市场化改革。可见，公有化程度越高的领域，改革的难度越大，产权越难明晰，越难与市场经济接轨。因此，某种意义上讲农村经济制度变迁是一步到位的，并在短期内取得了巨大成效;而国有企业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要复杂得多，需要逐步推进，其短期绩效也逊色于农村经济制度变迁。

　　五、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

　　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制度，要实现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是难以想象的，阻力也是相当大的。加上没有现成的经济制度和经验可供借鉴，中国的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没有一下子全面铺开，而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选择了以点带面、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路径。这种以局部带动全局的制度创新在地域上表现为：先在条件较好的地区通过发展市场经济促进经济快速增长，再通过辐射效应带动全国的经济增长和市场经济发展;先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改革试点，再推广到全国。具体来讲，最为典型的就是根据不同阶段改革开放的需要，相继建立了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区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等。

　　为了在经济制度变迁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同时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就必须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市场经济制度较易建立的地方开始，经济特区应运而生。1980年中国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1988年又建立海南经济特区。经济特区是以引进外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为主的区域，一般设置在地理位置较为优越、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经济）比重较低、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制约较小，非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外资经济比较容易发展。在当时投资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央赋予这些地区特殊优惠政策，包括税收优惠、金融优惠、土地厂房使用权优惠、固定资产折旧优惠以及放宽外汇管制等。这些特殊优惠政策对扩大对外开放、加快引进外资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构建了经济特区独特的经济竞争优势，使经济特区以超常速度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并有效带动了全国的经济增长，也为全国的改革开放起到了“窗口”和“试验田”作用。在经济特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固然对突破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却不符合市场经济所固有的公平竞争规则，不符合经济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特殊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狭小直至消亡，而普惠政策的覆盖面将越来越宽大直至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又先后建立了一批包括深圳、厦门经济特区在内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是经济制度变迁从重点突破、单方面改革向综合配套改革转变的必然产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必然选择。顾名思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在于全局性、系统性、链条性，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以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城乡、生态等方面多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形成相互补充、相互配套的制度体系和运行机制，以增强各方面、各领域、各层次的协调性，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中央选择有一定代表性又符合条件的地区进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并把解决各地区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与攻克全国性制度创新难题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全面系统的制度创新，率先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全国其他地区的综合性配套改革发挥示范作用。应当说，创建经济特区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都是为了促进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如果说经济特区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開辟了道路，那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则是与经济特区一起，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创造条件[8]。

　　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规模效益的存在决定了市场经济是开放的。随着对外开放的逐步扩大，尤其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的市场经济与外部的市场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了适应新时代经济制度创新和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国范围内相继建立了21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深化制度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高地，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商品、服务、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的国际流动，通过市场机制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从商品和要素市场的开放上升到市场规则的开放，不但要学习发达国家好的经验，也要坚持和推广自己好的做法，还要为国际贸易投资规则的完善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优化作出积极贡献。截至2020年9月，各地自由贸易试验区已形成260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为实现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提供了有力的支撑，也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

　　六、市场体系发展的渐进性、顺序性与完整性

　　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具有明确的市场化方向，目的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要求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但需要逐步推进，还要求制度变迁是系统性的。这里基于中国市场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说明中国经济制度市场化变迁的渐进性与系统性。高标准的市场体系要求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开放有序、竞争充分、秩序规范：国内市场统一，不仅仅是地理空间上的统一，还包括市场规则的内在统一，要消除各种行政障碍，为各类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市场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对内也要开放，即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部门之间相互开放，形成跨部门、跨地区、跨城乡、跨行业的商品和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统一市场体系;完整的市场体系不仅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商品市场，还包括资本、劳力、土地、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不仅包括现货市场，还包括期货市场。完整的市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分阶段逐步推进，进而具有渐进性、顺序性，具体表现为商品市场发育、要素市场发育和期货市场发育三个不同阶段。

　　与计划经济制度相辅相成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生产资料是商品，更不承认要素是商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关系“只限于个人消费品”。。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商品的范围从消费资料扩大到生产资料，但也明确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力不是商品，土地、矿山、银行、铁路等等一切国有的企业和资源也都不是商品”。因为这涉及要素和资源的核心问题，即所有制问题。然而，经济制度变迁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通过放开包括消费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购销和价格，使商品供给根据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而变化，使供给与需求相匹配，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这就要求要素配置也要市场化，让要素能够根据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没有要素市场对资源进行市场化配置，只能发挥微观组织的比较优势，无法通过要素的自由流动提高要素生产率和报酬率。此外，要素市场还可以通过地区间、城乡间的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地区间、城乡间的差距。因此，没有充分发育的要素市场，也就没有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就是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础性作用”上升到“决定性作用”，从而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基础[9]。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正式发布，这是中央关于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第一份文件。

　　在中国经济制度变迁过程中，消费资料市场、生产资料市场、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的发育呈现明显的渐进性和顺序性，要素市场、期货市场的发育相对滞后。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既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观方面的原因主要是：认为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公有的土地是不能买卖的;劳动者是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主人，劳动力不应当成为商品;既然土地和劳动力这两个最基本的要素都不是商品，不能进入市场流通，那么就不存在要素市场。客观方面的原因主要在于：新中国成立后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追赶型经济发展战略，而重工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当时的条件下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只能由“三农”来承担，其主要途径是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和城乡要素价格剪刀差，这就必然会抑制农村要素市场的发育，比如严禁农村劳力、土地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中国“三农”问题之所以长期得不到解决，要素市场发育滞后是其中重要的原因。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在供给侧。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供给侧和需求侧都有影响，但并没有改变供需关系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供给侧。只有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才能促使要素从低效领域向高效领域流动，提高要素质量和要素配置效率，推进经济发展动力转变、效率提高、质量提升，从而不断优化供给结构。而要发挥市场在资源（或要素）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就必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步伐，推动政府从“定价格”向“定规则”转变。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要素流动都要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直接干预，通过市场竞争形成要素价格，进而调节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优化要素资源配置。

　　随着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形成与发育，客观上要求建立规避市场价格风险的机制，以防止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对经济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的严重冲击。在现代市场经济中，规避和转移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借助于政府的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特别是经济手段，即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中面临的主要矛盾，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过多的政府干预，不利于市场的发育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另一种是借助于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自我调节、补偿和平衡功能，将价格波动风险进行分解和转移，比如由风险投资者承担，这主要是通过期货市场来实现。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相辅相成，是现代市场经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其基本功能有两个：一是规避价格波动风险，即通过期货市场的套期保值，有效分解和转移现货市场中的价格波动风险;二是提供较为正确稳定的预期价格信号，减轻和削弱资源配置中可能出现的盲目性和短期行为，使价格信号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因此，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还需要积极发展健康的期货市场。

　　除了各类市场发育程度参差不齐，要素市场和期货市场发育明显滞后外，当前中国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发展还面临诸多难题，主要包括：一是与城乡二元制度结构相联系的城乡市场分割仍然存在，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有待完善，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城乡差别不断扩大的趋势将难以扭转;二是由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改革造成的市场分割较为严重，地方和部门利益膨胀限制了要素在地区间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不利于区域和产业协调发展，也不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三是如何解决数据要素的确权问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数据作为一种新型要素提出，目的是促使其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当前中国制造业面临比较优势明显削弱的挑战，要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必须加快推进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但是，数据交易中如何确權、单位是什么等问题尚在探索之中。，还有待于深入研究;四是市场规则建设滞后，市场交易行为不够规范;等等。由此可见，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需要积极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变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还很艰巨。

　　七、结语：持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变迁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改革开放后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转变的结果。中国经济制度的变迁起源于农民自发性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创新，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市场化取向，并逐步而坚定地系统化推进：以农村经济制度变迁为突破口，尔后逐步推进城市经济制度变迁;从制度外增量改革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内存量改革;从政策性调整入手，尔后逐步推进制度创新;从局部性制度创新入手，尔后逐步扩大到全局性制度创新;从塑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到构建完整的市场体系再到制定有效的市场规则，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之所以以传统计划经济制度较为薄弱而又受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压抑较为严重的农村为突破口，从农村到城市，从增量到存量，从政策到制度，从局部到全局，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是为了更好地协调各经济主体的利益关系，减轻改革阻力，以维护制度变迁中的经济社会稳定。同时，这种渐进性式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坚持了党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人民主体地位，党和政府对家庭承包经营等自下而上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进行了充分肯定、积极推广和科学优化，并自上而下地推动了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等系统化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不但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制度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变，而且还实现了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仍需不断完善，而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将面临更多更大的利益关系调整，可能会有更大的阻力。今后的经济制度变迁也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市场化方向，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能动性，也要处理好各方利益关系。新时代的经济制度变迁要着眼于解决社会主要矛盾，也要放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经济制度变迁，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生产力进步，实现充分发展;另一方面要平衡好地区间、部门间、群体间的利益关系，实现协调发展。在促进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经济制度变迁也要促进高水平高层次对外经贸发展，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强。在新冠疫情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下，世界经济下行而中国经济独好，反映出中国的市场经济至少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减缓经济波动、缩小贫富差距等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基于市场化方向，中国以往的经济制度变迁学习和借鉴了发达国家发展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今后也需要学习和借鉴，但更应挖掘本土经验并进行系统化集成，以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因此，应将中国市场经济的实践优势上升为制度优势和理论优势，为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变迁提供借鉴，并为世界经济运行机制的完善提供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1]许经勇.论我国的渐进式改革[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学院学报），1995（6）：1-8.

　　[2]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4]习近平关于“三农”工作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832.

　　[6]最新土地法律政策全书[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245-246.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2

　　[8]许经勇.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与经济特区有何异同[N].人民日报，2011-09-06（007）.

　　[9]许经勇.如何认识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N].人民日报，2013-12-06（007）.

　　[10]习近平.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J].求是，2020（16）.

第十篇: 改革开放论文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热点，大量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通过对这一时期毛泽东早期文化观以及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文化领导权等研究成果的梳理，为更好地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借鉴。

　　 关键词：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2177（2019）02-0016-03

　　 改革开放以来，毛泽东文化观引起学界高度重视。学者从毛泽东文化观产生的渊源、特征、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等方面进行深入细致研究，成绩斐然。本文旨在对其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概括，以期为推进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笔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梳理。

　　 1第一阶段：1984年末至1993年

　　 这一阶段出现了研究毛泽东文化观的热潮，对毛泽东文化观研究不断得到重视。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1.1对毛泽东早期中西文化观的研究

　　 杨伟认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近代中西文化论战的广阔背景下产生的具有中国特点的马列主义文化观，革命性与科学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是其主要特点。[1]蔡四桂指出毛泽东深刻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经验教训、分析了新文化运动的历史特点、明确地提出了对待中西文化的基本方针、形成了较系统的马克思主义中西文化观。[2]汪澍白在《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演变》一文中，对毛泽东的中西文化观的演变进行了一番探讨。陈增辉对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索，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是在运用中西文化中的精华正确回答中国现实问题的过程中产生。[3]黎永寿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综合了当时先进人们文化观的时代特色、时代局限和毛泽东本人的个性特征，作者进一步指出五四时期毛泽东文化观本质上是中西文化比较观，破旧出新是其特点。[4]田彤认为青年毛泽东经过中西文化熏陶，逐渐形成马克主义文化观基础。[5]

　　 1.2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

　　 这一时期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研究以段书勤、牟岱、张文联和王炯华最为典型。段书勤指出毛泽东文化观核心特色是批判继承和吸收中西文化精华，发挥其为人民服务的作用。[6]牟岱认为毛泽东的文化观因时不同，阐述了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文化观的特点，最终指出毛泽东文化观的四个特征即鲜明的党性和科学性、民族性、大众性、开放性。张文联、王炯华认为毛泽东文化思想思维独特，实际化思维特色、群众化思维特色、政治化思维特色、形象化思维特色贯穿毛泽东文化观始终。[8]

　　 2第二阶段：1994年后期至1999年

　　 这一阶段对毛泽东文化观的研究趋于成熟、稳定，且侧重从微观方面进行研究，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梁念琼认为毛泽东文化观的特征体现在实践意义与理论意义并重、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人民主体论特征、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等六个方面。[9]王海梅认为毛泽东文化观具有民族性、民主性、实践性、继承性。[10]陈志杰有不同的观点，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明显地具备双重色彩，既有中学的传统又有西学的印记，而西学占据主流。[11]杜艳华从不同角度出发，指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具有开放精神、广采博取的精神、创新精神。[12]

　　 这一时期亦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更为客观地论述毛泽东文化观，牟岱以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文化为目的出发，对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的原因、特点和意义进行分析，指出毛泽东倡导大众文化观与其家庭生活经历、传统文化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有关，受马列关于文化论述的影响、是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是政治斗争的必然要求。[13]张慧明以建设好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目的出发，深刻分析了毛泽东文化教育思想，指出毛泽东关于新文化教育的基本观点是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同时“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对待中西文化的正确方针。

　　 在这一时期，孙铭有对毛泽东的文化学思想进行了讨论，作者指出1940年毛泽东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标志着毛泽东文化学思想的基本构成，并逐渐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毛泽东文化学思想体系。[15]李建英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进行了探讨，论述了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的形成及特点，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结构具有兼容性，结合了中西文化中的精华和马克思主义，并指出毛泽东文化思想以政治为主体，重视人的意志力。[16]

　　 3第三阶段：21世纪以来

　　 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更加细致丰硕，主要研究成果分為以下几个方面：

　　 3.1对李大钊文化思想与毛泽东文化思想关系研究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以陶红霞等人的研究最为典型。关于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的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中西文化观趋同性表现在对待中西文化都采取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态度，都主张中西合璧创造中国新文化。[17]管晓莉则认为李大钊与毛泽东对于中西文化观的趋同性主要表现在李大钊、毛泽东均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静，西方文化主动，对中西文化都进行辩证的否定，均认为中国新文化源于中西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

　　 关于李大钊文化思想对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影响研究，陶红霞认为李大钊文化思想及其所展现的先进性对毛泽东影响深刻，且成为毛泽东中西文化观的丰富思想源泉。毛泽东早期文化观吸收了李大钊文化思想的东方文化观、西方文化观、文化发展观的认同和吸收。[19]杜艳华则认为毛泽东早期文化观的内容与李大钊文化思想表现了诸多的联系与一致性，李大钊对毛泽东文化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是使毛泽东在中西文化问题上能超越近代思想家康、梁、严复等人，并迅速走向科学的重要原因。[20]

　　 3.2毛泽东文化领导权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做了初步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黄卫星、李彬将葛兰西与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进行比较，认为葛兰西和毛泽东有关文化领导权的思考与论述颇多相同或相通之处，比如双方都重视精神的力量、文化领导权的意义优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等一般原则。[21]郑祥福和范虹邑进一步分析了葛兰西“阵地战”策略与毛泽东“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针，认为毛泽东的方针更具实践性和现实性。张士海提出毛泽东虽未明确提出“文化领导权”的命题，但在其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文化领导权思想。[23]作者深刻分析了毛泽东关于文化领导权建设的战略地位、理论维度、实践维度等方面，认为对当前我国文化领导权建设具有深刻的意义。李雅兴、韩贤胜探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形成的关键时期，对中国共产党加强文化领导权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高文化软实力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24] 3.3从微观入手对毛泽东文化观进行研究

　　 进入新世纪以后，很多学者试从微观入手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譬如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民俗文化观、民主行政文化观等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如下：

　　 對毛泽东民族文化观进行研究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严考亮，严考亮从民俗文化的视角研究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形成的社会历史环境、特点与独特性进行了探讨分析，作者认为毛泽东民俗文化观是毛泽东对民俗文化进行社会实践和理论思考的结果，具有实践性、批判性和应用性等特点。严考亮在他的另一篇文章中对毛泽东民俗文化观的现实启示进行探析，他指出要正面教育和引导传统信仰习俗、注重人文关怀、积极传承优秀传统习俗文化。[26]

　　 覃梦早对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进行了讨论，作者着重论述了毛泽东民主行政思想的提出、民主行政价值观的界定、民主行政本质的定义以及民主行政的一系列运作原则和方法，指出毛泽东民主行政文化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的民主行政文化观，对于当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文化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27]吴燕对毛泽东法制文化观进行分析，阐述了毛泽东法制思想的要点和党的法制方针以及共和国法制建设的曲折历程，探讨了毛泽东法制文化观对当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周直对毛泽东革命文化观进行了探析，分析了毛泽东革命文化观的内涵、特点，论述了其发展历程，对毛泽东的革命文化观进行了反思，提出在现代化的新形势、新任务下，毛泽东革命文化观仍然有着警示作用。

　　 除以上学者外，还有学者从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文化创新思想、文化批判思想、文化政策思想等角度进行分析。譬如潘娜从建构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的视角出发对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进行分析，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突出体现了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的核心要义，同时指出传承和发扬毛泽东文化治理思想，要正确处理“一”与“多”的关系，强化法律和制度建设，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现代国家文化治理体系。亓娇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大众化理论，指出毛泽东文化大众化思想是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杨成敏分析了毛泽东文化创新思想，指出文化创新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3.4毛泽东文化观与当代

　　 这一时期学术界渐重视从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研究毛泽东文化观。这一时期主要代表有康渝生、孙宏健等人。康渝生认为梳理毛泽东有关文化问题的理论建树，透视浸润于其中的致思理路，有助于进一步把握毛泽东文化观的精髓和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33]孙泽学在分析毛泽东文化思想的基础时提出毛泽东关于文化建设应与经济、政治发展相适应、新文化建设要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的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等思想，为初级阶段的文化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孙宏健在分析毛泽东文化观的基础上提出毛泽东文化观关于文化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成功经验，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和积极启示作用。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及相关问题探讨深刻而广泛，研究成绩斐然，但还有一些研究薄弱环节需加强。笔者认为纵观目前研究成果，一是对于现实价值还需深刻探析，深入把握，深入挖掘毛泽东文化观对现代文化建设以及文化自信建设的现实价值;二是笔者发现学界对毛泽东文化观对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影响论述欠缺，有待深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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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篇: 改革开放论文

　　摘要：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历经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并汇成一股历史潮流持续40年，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其主要任务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关键词：生产方式;模式转变;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729（2019）03-0011-06

　　 改革即“变化”。“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01）但社会主义改革“变”的是社会主义“模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说到我国社会主义改革，人们往往将其追溯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而事实上，新中国的改革实践与社会主义建设同时起步，并行发展，贯穿于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和探索的过程中。正是沿着它的历史轨迹，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又在这一基础上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征程。

　　 一、三起三落的经历

　　 1956年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确立起来。但我们的心情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和舒畅。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苏联模式”，虽说它在当时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并为我们党所察觉。改革势在必行。

　　 从1956年到1978年，改革可谓“三起三落”。1956年4月，毛泽东已意识到“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2]（P23）提出要引以为戒，由此形成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八大以后，在有计划地引进市场调节机制的基础上，经济领域自由市场一度活跃，个体工商户明显增多，其中还出现了自发经营的较大的手工业个体户和手工工场，被人称之为“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对此，毛泽东的判断是，“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以唯物辩证法的眼光认识到它产生的原因，并制定了党的政策：“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工厂。”[3]（P170）1957年也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经济形势最好的年份。“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提出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4]（P2）接下来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没能纠正原有体制的弊端，反而使之得以强化。此乃一起一落。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严重困难，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了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些经济学家初步提出了商品经济、利润原则、物质利益、企业权力等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纲领。第三个五年计划对一些重要产业的组织方式也进行了改革，一些社会主义式的“托拉斯”建立起来;在农村，力求实行包产到户等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组织形式。这些举措使国民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但这些观点和做法一经提出和实践就被视为“修正主义”横遭批判，因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克服弊端，终于被“文化大革命”再度中断。此乃二起二落。“文革”后期，邓小平在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且初见成效，但好景不长，“整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夭折——是为三起三落。

　　 这一曲折历程的思想根源在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不完全清醒”。恩格斯在论及空想社会主义时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能从头脑中产生出来。”[5]（P780-781）同样，当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也受到了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生产状况”的制约。我国和欧洲的情况有很大差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但早期共产党员都有一个直线发展的思维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夺取政权以建设公有制经济”。[6]（P274）一旦将这个逻辑嫁接到社会实践，必然会产生理论与实际脱节的后果。事实上，这种情况不论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都时有发生。历史在1949年凝成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水平低，经济文化相对落后，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且文盲充斥。这种状况决定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必然要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即不发达阶段。尽管这一判断明确出现得相对较晚，但是这一事实早已客观存在并发挥作用。然而我们党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的“办法”还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苏联模式”在其故乡也因“年久失修”而“逐渐老化”，以至于苏共对其都不得不进行有限的调整或“改革”。但当时在我国却还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唯一样板，“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成为当时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定式。虽然它的弊端业已暴露，但改革的“办法”也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始之际，只有10%左右的现代工业和数量极少的产业工人，自然和半自然经济仍居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为基本特征的苏联模式，适应了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要求。现在看来，这种模式远不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和生产力发展的趋势，但在当时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選择。它得以延续下来而没有得到彻底改革，就是因为它的历史使命还未终结。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我国施工的工业建设项目有一万多个，其中大中型项目921个，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之际，全部建成投产的只有595个，156个重点建设项目，开工的135个，只有68个已经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7]（P37）显然还需继续发挥这种模式的作用，而且当时进行改革的外部环境也不完全具备。在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中，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不能走资本主义发展的老路;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保持经济政治的独立;鉴于近代以来的遭遇，战争的阴影始终萦绕在人们的心头，不能不“冷眼向洋看世界”，更遑论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 历史的惯性也是造成这种曲折的主要因素。任何一场大的革命运动绝不会因新政权的建立而立刻形成理想的社会秩序。尤其是暴力革命的余波必然要搅动新社会的一池春水。历史上，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后都经历过一段社会动荡时期，这恐怕也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具体到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基本上都领过兵、打过仗，军事斗争和群众运动经验丰富，面对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则显得力不从心，手足无措，只好运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来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出现的新问题，主观与客观的脱节在所难免。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思维还停留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國共产党已经成为执政党，但还是下意识地把自己视为“在野党”和“地下党”。正所谓“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有达到“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境界才能发现隐藏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办法”，而这必然要付出攀登和探索的代价。

　　 二、40年的进程

　　 在经过了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后，改革开放终于在1978年再度兴起。这一次，它汇成一股历史潮流并持续40年，而且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这既是生产力革命性的体现，也是三起三落进程中所积累的能量的总爆发。

　　 （一）动力的生成

　　 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改革的动力来自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具体说，来自苏联模式和生产力发展的“交互活动”。作为一种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生产方式，苏联模式产生于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战争与革命的历史环境中。它所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并没有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故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现实形态。它比较适应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进行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起步阶段发挥了积极作用。比如在我国，通过这个模式迅速搭建起新中国赖以巩固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产业工人、工程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没有这一切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主义。但环境变迁必然产生模式转变的要求，社会主义的发展也在改变自身的存在条件。恰恰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三起三落”推迟了这种转变，以至于这个模式维持到1978年时留给人们的记忆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到250美元，“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8]（P115）就农业而言，从1957年到1978年，全国人口增长三亿，非农业人口增加四千万，耕地面积却由于基本建设用地等原因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因此，尽管单位面积产量和粮食总产量都有所增长，1978年全国平均每人占有的粮食大体上还只相当于1957年，全国农业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人民币，有近四分之一的生产队社员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个生产大队集体积累不到一万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9]（P166）就工业而言，经过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全国有三分之一的企业管理混乱，生产秩序没有恢复正常。重点工业企业主要产品中的30项主要质量指标，有13项低于历史最高水平。38项主要消耗指标有21项没有恢复到最高水平。1978年国营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企业总数的19.3%。当时的国营企业每百元工业产值所提供的利润、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资金利润率等指标，都大大低于1965年的水平。此外，流通领域环节多、周转慢，许多物资严重积压，基本建设战线长、投产慢、浪费大，所有这些都使企业经济效益降低。[10]（P1848）这说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苏联模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要求，逐渐演变成了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旧体制障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必将冲破这种体制的束缚。改革终于从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农业领域再度兴起。

　　 （二）经验的积累

　　 我国改革从农村兴起，这是现代化发展规律的体现。不论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首先都必须进行土地改革，消灭封建制度。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到了七亿亩耕地和大批其他生产资料。翻身农民以极大的劳动热情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随后又通过互助组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再到高级农业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实现了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到集体所有制的转变。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刚刚两年，一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便席卷全国。这种完全脱离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极大地破坏了农业生产。这还不算，在“文化大革命”中，通过“割资本主义尾巴”使本已元气大伤的农业经济又雪上加霜。从切身的经历中，农民认识到这种模式的弊端，因此早在合作化时期，一些农民就产生了不满情绪，具体表现为“闹退社”和“包产到户”。“闹退社”是从合作社中退出来，也可以说是“反对”集体化;“包产到户”则是在集体经济之内，给制度做些“修改”。根据文献记载，包产到户是在1956年出现的。[11]（P84）此后断断续续，时隐时现，成为农村改革的“演习”。1977年11月下旬，中共安徽省委下发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表示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鼓励社员经营家庭副业，这一举措受到农民的热烈欢迎。1978年秋，安徽大旱，人畜饮水发生困难。面对灾情，肥西县山南区在借地种麦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结果大旱之年夺取农业大丰收。从此，这一农民早已熟悉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终于“在希望的田野上”再度萌生。没有这些经验的积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不可能那样迅速。正是亿万农民的伟大创举为改革提供了思路和线索。1992年7月23日、24日，邓小平在审阅中共十四大报告稿时指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是由农民首先提出来的。这是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12]（P1350）

　　 （三）变革的逻辑

　　 通过改革，我们党带领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或者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苏联模式”到“中国特色”的发展。这种“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13]（P797-798）这种变更最先在分配领域找到了突破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初，社会舆论异口同声，要求破除“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对于亿万农民兄弟来说，他们更是吃够了这种平均主义分配方式的苦头。他们深切感到，“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这是他们最为喜欢的生产经营方式。但是，这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是“单干”，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是要“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即使“剩下全是自己的”也是按劳分配原则的体现。这也说明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非改旗易帜。一旦因劳动生产率提高有了剩余，他们要通过“卖”加以处理。在当时城市副食品供应严重匮乏的情况下，必然有人来“买”，这样就必然形成“买卖关系”——买卖关系的总和叫市场。既然如此，工业品和劳务也必须具有商品性质。这样一来，改革就决不能仅仅停留在农村，必然要发展到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展开。改革在农村取得的初步成功，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和“个体户”，以市场为导向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诞生了一大批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外合资、外商独资、中外合作的“三资”企业。这一切形成了推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巨大力量。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有了这个转轨，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雏形，促进了各项事业的繁荣，使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加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改革的历史地位也由此凸显：这是我们党领导的一场新的革命。 三、全面深化的方向

　　 历史的轨迹决定着未来的发展。三起三落的曲折经历，40年的成就和经验，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趋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是“兩点论”和“重点论”的有机统一。“两点”即全面，重点则还是经济体制改革，即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通过40年的改革，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业已确立，但不能说它已经成熟。远的不说，党的十四大以来，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我们党一直在根据实践拓展和认识深化寻找新的科学定位。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进一步作出定位，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迈出新的步伐。“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14]（P77）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途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市场经济的前提无非是有剩余劳动产品、有社会分工，但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归属不同。因此，完善市场经济的途径是毫不动摇地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股份制改造使生产资料占有日益呈现出深化性质;把市场作为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天然尺度，激发整个社会活力;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各尽其能、各得其所、分工协作达到和谐相处的目的。当然，市场经济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有“失灵”情况的发生。由此决定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15]（P90）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对改革提出的新的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15]（P90）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全面治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原理很多是预测性的;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后不久就过世了，没来得及深入探索这个问题;苏联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些实践经验，但也犯下了严重错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党在全国执政以后，不断探索这个问题，虽然也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改革开放以来的进展尤为显著。事实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就“开始以全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治理体系问题，强调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6]（P104-105）这说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对以往改革成果的继承，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向更高水平发展的要求。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就是一套制度，在我国“治理能力”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制度而言，如果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改革的对象是“苏联模式”的话，那么在已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完善和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也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而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言，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用制度体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就文化领域制度建设而言，要加强文化领域制度建设，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革命文化、发展先进文化，努力创造光耀时代、光耀世界的中华文化;就社会领域而言，要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就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而言，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总的要求就是坚决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固化藩篱，加快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地说就是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治理国家的能力。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把改革创新精神贯穿于党的自身建设之中。为此，必须按照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不断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增强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创造活力，不断增强党的执政本领，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更加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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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篇: 改革开放论文

　　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国快速地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被称为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这些成绩的取得和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尤其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快速从一个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第一制造大国，并引发全球产业竞争格局和分工体系的深刻变化。如何系统梳理和客观评价40年来中国产业发展的历史成就，明晰未来产业发展航向，是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必须解答的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产业发展成就回顾

　　改革开放40年是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人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对其历史进程和成就进行解读。如，黄群慧(2018)以市场化改革为阶段划分标准，梳理中国产业结构变化和要素变革，把40年改革开放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探寻阶段(1978-1993 年)，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建完善阶段(1994-2013年)，三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新时代(2013年之后)。王岳平(2018)从产业结构演变的角度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改革开放初期至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产业结构“拨乱反正”阶段;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上世纪末以消费升级驱动的轻工业为主导的阶段，中国产业结构基本上步入了正常演变的轨道;三是21世纪头10年以投资主导的重化工化阶段;四是2013年以来以追求高质量为主要特征的高加工度化与服务化阶段。这里试图从驱动力的角度进行划分，重点分析不同时期产业发展的动力源泉及阶段特征。主要包括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2000年)，是一个以加快改革为动力释放改革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2001-2012 年)，是一个以扩大开放为标志释放开放红利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2013年以后)，是一个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释放创新红利的产业发展新时代。

　　(一)1978-2000年：以加快改革为主要动力阶段

　　1978年改革开放一声惊雷在安徽小岗村拉开序幕。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改革开放的总基调，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1980年，城市改革全面展开，重点是土地改革、国企改革、科技体制改革等，逐步放开搞活、释放巨大的生产力。并在创办经济特区方面，鼓励“杀出一条血路”。到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基本确立。随后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也明确了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和信息市场等市场体系培育的要求，促进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这一阶段，长期以来束缚我国产业发展的思想、理念和体制机制障碍得到极大扫除，全社会生产力和产业发展活力得到极大释放，除少数年份外，经济得到快速增长，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产业体系逐步完善。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得到快速跃升，从1978年367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超过10万亿元，跨越了两个数量级。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稳步提升，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从1978 年的第10名上升到第6位，提升了4 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明显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1978年的27.7：47.7：24.6调整至2000年的16.4:50.2：33.8，呈现出快速工业化的特征。分行业看，在改革开放初期，受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红利效应，农业制度变革的驱动力显著，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显著，从1978年的353元/人快速增长到1985年的820元/人，增加了1.3 倍，这一时期第一产业占GDP比重也比较高，由1978年的27.7%上升到1984年的31.5%，期间，1982 年达到最高点，占GDP的32.8%。此后，随着工业化的深入推进，农业占比才逐渐下降，2000年已降至16.4%，约为1982年的一半。工业占比稳中有升，内部结构不断优化。总体上矫正了计划经济时代重工业优先战略造成的结构失衡特点，形成了以满足基本生活需求驱动的纺织、缝纫、服装、食品等轻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轻工业在工业中的比例1978年为43%，到1981年就已经超过50%，并一直在50%上下波动一直到2000年。第三产业中的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等领域增长较快，连锁经营等新业态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提升超过9个百分点。

　　从产业体系看，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已经基本建成独立完整的，有一定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 涵盖国民经济各行各业，并保持快速增长，在轻工业领域拥有一批量大面广的民营经济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突出，在重化工业领域，一批国有企业快速壮大，并加快“走出去”部分，做好了拥抱全球大市场，整合全球资源的准备。

　　(二)2001-2012年：以扩大开放为主要动力阶段

　　2001年加入WTO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非常突出的大事件。事实上，在2000年中国就已将“走出去”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但只有加入WTO，融入全球大市场分享全球化红利，中国制造的成本、性价比、门类齐全和规模化生产等优势才得到极大的发挥，中国快速成为世界工厂，多种产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一，甚至以高科技产品为口径的全球出口排名中超过美国跃居第一并保持长期顺差，2005年就已超过2000亿美元，并加速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迈进。值得一提的是，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部长石广生于2001年在多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的日子正是11月11日，和现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在全中国范围内兴起并连续多年刷新成交记录的大型购物促销狂欢日“双11”正好是同一天，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从经济总量看，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在10万亿元级的平台上继续快速增长，从2000年10万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接近54万亿元， 增长了4倍多。按GDP排名，我国经济总量居世界位次实现新的跨越，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第一发动机和重要引擎，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相比2000 年继续提升了4个位次。

　　从产业结构看，这一时期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从2000年的16.4:50.2:33.8优化至2012年的10.1:45.3:44.6，服务业快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上升明显，累计提高接近11个百分点， 几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农业和第二产业占比分别下降6.2和4.9个百分点。其中，2011年服务业就业人数首次超过第一产业，成为国民经济中吸纳就业最多的产业，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和吸纳就业的稳定器。这一阶段，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鲜明的重化工化特征，特别是居民消费升级进入新阶段，城镇居民需求由过去的以吃穿用为主转向汽车、住宅等耐用消费品为主，带来产业结构重化工业转型。与此同时，这一阶段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取得巨大成效。加入WTO以后，中国出口增长率连续多年在30%以上，到2009年中国出口货物贸易总量超越德国位居世界第一，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占世界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达到11%(刘伟和蔡志洲，2015)。利用外资额连续多年位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全球第二，2017年达到1310亿美元。

　　从产业体系看，得益于扩大开放的红利，中国经济的外向度极大提升，中国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 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能见到“中国制造”的身影，2010年以后中国就已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 2016年中国制造业占全球比重高达26.7%，几乎是排名第二的美国和第三的日本的总和。在联合国工业大类目录中，中国是唯一拥有所有工业门类制造能力的国家，在500多种工业品种有220多种产量位居全球第一(魏际刚， 2 0 15)。并且，通过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产业体系的开放性和全球产业链的关联不断增强，既快速地推进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又对全球产业链的构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2013年至今：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动力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全面转向创新驱动发展，创新成为新发展理念之首和推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 着力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四个对接”，营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明确提出“三步走”战略目标和发展路径。

　　这一时期，我国产业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阶段性特征。从经济发展看，虽然我国经济总量突破82万亿元大关， 并不断缩小与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约为美国的66%左右， 但中国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已经从10%以上的高速区间下降到6%— 8%的中高速增长区间，2013—2017 年经济增速分别为7.8%、7.3%、6.9%、6.7%和6.9%。从产业结构看，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产业占GDP比重迅速提升，并成功地实现了“两级跳”，一是2013 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在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增加值跃居首位;二是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首次超过第一、第二产业之和，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大关。2012—2015年，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服务业增加值增速， 分别快于GDP增速0.7个、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速0.8个、工业增加值增速1.0个百分点。到2015年第4季度，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速连续14个季度超过第二产业增速，连续15个季度超过GDP增速。三次产业结构也从2013年的9.3:44.0：46.7调整至2017年的7.9:40.5：51.6。服务业正在成为新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成为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的新依托。

　　在创新驱动的大背景下，中国产业发展的重点从追求速度向追求质量转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国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 “大物移智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和生物、新能源革命成果不断应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步伐加快。中国创新创业活力强劲，新产业、新动能不断涌现，并带动了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的改善和提升，有利于中国经济向中高端水平迈进(盛朝迅， 2018)。根据最新发布的《2018年全球创新指数》，我国在128个经济体中名列第17位，成为第一个跻身全球20强的中等收入经济体。从创新投入看，我国研发经费支出继2010年超过德国后，2013年又超过日本，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从创新产出看，我国发表SCI论文数量连续8年位居世界第二、发明专利受理数连续7年位居世界首位。我国高科技产品出口占制成品出口比重为25%，排名均高居全球首位。

　　主要经验启示

　　40年来，我国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阶段变化，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遵循“改革—开放—创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断调整产业发展战略，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之路，在世界产业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中国篇章”，积累了很多宝贵经验。

　　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发挥好两个作用。我国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取得的成就，是政府和市场充分互动的结果，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中国式产业政策通过补贴、税收、法规等形式直接支持、扶持、保护或者限制某些产业发展，以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赶超，对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巨大成就功不可没。既符合中国国情，也是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通行做法。

　　深化体制改革，有效激发市场主体的发展活力和创造力。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紧扣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和瓶颈制约， 聚焦产权制度改革、商品和要素市场改革、政府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这四大重点领域，出台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 逐步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公平竞争、透明开放的市场环境，有效保护和激发了各类经济主体的创新积极性， 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何立峰，2018)。

　　扩大对外开放，坚定不移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开放合作是我国产业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我国开放遵循由点到面循序渐进的开放路径，从沿海起步，由东向西渐次推进，最终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方位开放新格局。我国坚持引资引技引智并举，在引进外资的同时，不断扩大先进技术、理念、人才、经营管理和模式等“溢出效应”，并把开放的大门越打越开，开放领域从制造业逐步向农业、服务业延伸，市场准入条件不断放宽，加快形成高水平深层次开放新态势。我国还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 相结合，在提高“引进来”质量的同时，加快推进“走出去”步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引领，不断创新对外合作内容和方式，加大国际产能合作力度，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到投资大国、从商品输出到资本、技术、服务输出转变，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引领产业升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我国向来高度重视技术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就提出“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随后，我国先后制定了“科教兴国”“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一系列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创新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我国在科技研发投入、重大创新平台建设、区域创新体系完善、创新人才培养、科技成果转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升级版等方面出台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积极构建富有活力的创新生态和环境，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未来方向前瞻

　　改革开放40年，我国产业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要看到，目前我国产业发展总体仍处于全球价值链中低端水平，新动能规模较小，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任重道远，主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缺失，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等问题仍然很突出。下一步要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条主线”、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加快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三大变革”，着力构建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四个协同”的产业体系，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增强我国产业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

　　一是坚持“一条主线”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增加制度供给，加快完善现代产权制度，保护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最大程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继续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通过财税、金融、投融资、户籍制度等方面改革，促进要素自由流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继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农业由增产导向转向提质导向，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振兴。抓好重点领域去产能，统筹做好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各项工作，加快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推动制造业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变革，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促进新动能持续快速发展， 推动生产、流通、消费模式深刻变革，在中高端消费、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更多新增长点。

　　二是面向“两个市场”充分利用全球市场资源。要坚持产业为民，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巨大优势， 牢牢把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持续提升产业结构、质量和效益，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保障。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对接全球高水平国际贸易投资规则和做法，缩短负面清单长度，加快建设自由贸易港，促进外贸优进优出，提升传统优势产品出口竞争力，推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持续举办进口博览会，搭建与世界深化开放合作的新平台，不断增强全球技术和产业创新资源整合能力。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扩大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开放。完善走出去服务保障机制，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 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促进国际技术和产能合作，推进重点产业领域国际化布局，支持企业更好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

　　三是加快“三大变革”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要适应阶段变化， 调整经济发展的考核指标，从原来主要考核经济增长速度、规模等数量指标转向考核全要素生产率、税收贡献、就业、利润等经济发展质量指标。要系统推进先进制造、垄断行业、流通等领域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数字信息、高端研发、商务服务等高生产率行业，以高生产率行业替代低生产率行业， 实现整个国民经济行业效率提升。要推进垄断行业、国有企业和要素市场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本素质，激发土地、金融等要素活力，全面提高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要深入推动流通革命，加强智慧流通基础设施建设，拓展“互联网+流通”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品牌，打通流通“中阻梗”，切实提高流通效率。通过质量变革提高我国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培育形成“中国品牌”，获取更大的市场规模和附加值，推动我国产业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的重大转变。通过效率变革强化设计和新产品研发，着力培育自主品牌和打造营销网络，推动我国产业由单纯加工制造向设计、研发、品牌、服务等价值链中高端延伸，提升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通过动力变革着力将产业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转向技术和创新驱动，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 转变。

　　四是促进“四个协同”构建有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要改革现有科技体系，真正释放科研人员活力， 提高企业科研决策话语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金介用深度合作、军民融合、开放共享的创新体系，着力攻克一批制约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卡脖子”技术和关乎未来发展的前沿技术。继续开放创新，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引进国际领先企业，获得知识与技术的溢出。要加快现代金融要素培育。支持现代金融机构通过资本纽带构建产业链上下游协作互动的产业生态圈，发挥现代金融的资本媒介功能、跨期风险配置、财富管理、并购重组和高效支付服务等功能降低信息和交易成本，促进各类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分散科技创新和创业风险，从而促进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发展。要加大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厚植创新沃土， 重点加强企业家人才、科技领军人才、中高端技能人才等“三类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吸引和培育一大批有经验和影响力的复合型创新创业领军人才和团队投身实体经济发展，实现人力资本积累和产业发展协同。同时，通过重塑产学研合作机制，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体制和教育体制，破除制约要素流动的不合理障碍，优化要素配置，提升要素效率，增强人力资本提升与产业发展的协同性， 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形成实体经济与高端要素协同发展的有效机制。

第十三篇: 改革开放论文

　　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顺利推进改革开放的根本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改革开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特别是关于认真总结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重要论述，对于确保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把新时代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早在2012年12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必须认真总结和运用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并提出5点意见：第一，改革开放是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推进;第二，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第三，改革开放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在各项改革协同配合中推进;第四，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必须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的统一;第五，改革开放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必须坚持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坚持在党的领导下推进。2018年4月13日，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大会上，讲到海南等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时，习近平总书记总结了“五个充分证明”，其中就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是改革的主体等。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指出，我们要不忘改革开放初心，认真总结改革开放40年成功经验，提升改革开放质量和水平。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并强调，总结好改革开放经验和启示，不仅是对40年艰辛探索和实践的最好庆祝，而且能为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提供强大动力。这些重要经验总结，主要围绕改革开放方向和道路、改革开放方法论、党的领导、人民首创精神等展开，构成了指导改革开放顺利推进的严密逻辑体系。

　　坚持正确方向和道路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改革开放在方向和道路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当代中国不实行改革开放死路一条，搞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也是死路一条。

　　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方向就是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对社会主义制度改弦易张。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改革开放是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推进的，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相互激荡，在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上，我们必须具有强大的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关键时候、重要场合要敢于亮剑。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仅是过去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新时代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基本遵循。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鲜明特质。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们党始终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检验改革成效的标准，让改革开放成果更好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着眼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心的就业、教育、医疗、养老等突出问题，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是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力和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一次突破和深化，改革开放中每一个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改革开放每一个领域和环节经验的创造和积累，无不来自亿万人民的智慧和实践。”我们应尊重人民首创精神，不断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创造性和主动性，善于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的智慧力量。

　　坚持科学有效的方法

　　科学的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必须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在不断实践探索中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富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方法。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摸规律，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要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进行，加强顶层设计要在推进局部的阶段性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来谋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的论述，不仅涉及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而且涉及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不仅注重改革实践中的大胆试验、大胆突破，而且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不仅坚持以问题导向深化改革开放，而且坚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开放;不仅包括创办经济特区，而且包括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不仅强调处理好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关系，而且强调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此外，诸如“打铁还需自身硬”“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逢山开路、遇河架桥”“功成不必在我”“钉钉子的精神”“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等一系列既形象生动又铿锵有力的措辞，也构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方法论论述的重要内容，体现了他一贯强调的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底线思维。

　　坚持党的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我国各项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政治保证，是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关键和根本。坚持党的领导是方向性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是完全正确的，充分证明了无论改什么、改到哪一步，都要坚持党的领导，确保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确保党始终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推进新时代改革开放，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党的领导，将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改革开放方方面面。为此，要着力提高党把方向的能力和定力，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高度自觉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着力提高谋大局的能力和定力，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提高定政策的能力和定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实事求是，努力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提高促改革的能力和定力，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第十四篇: 改革开放论文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党的纪律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纪检监察机关与党和人民共奋进、与改革开放共命运。改革的行动指南就是党与时俱进的创新理论，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旗帜鲜明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改革的方法路径就是坚持问题导向立行立改，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完善党和国家自我监督体系，改革的评判标准就是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是否不断巩固，并就下一步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考虑、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整治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等。

　　回顾40年来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党员干部头脑、全党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不断夯实，大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迈出重大步伐，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党的执政根基不断巩固，着力做好知识分子和人才工作、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等。

　　在改革开放40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党和国家事业共进步。改革开放40年，是坚持不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全党全社会思想上的团结统一更加巩固的40年;是坚持不懈巩固壮大主流舆论，主旋律更加响亮、正能量更加强劲的40年;是坚持不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40年;是坚持不懈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的40年;是坚持不懈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大幅提升的40年。

　　改革开放40年来，人民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圆满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已经成为基本实现机械化、加快迈向信息化的强大军队。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军队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在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迈出坚定步伐，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了新时代。

　　而作为一名党员，在经过此次的学习后，不仅对于我党的最新政策有了详细的了解，更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也让我们看到了国家对改革的决心。我们更应该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生活、工作中坚持听党话跟党走，争取做一名更加合格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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